文人大都身居官位，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的信函墨跡，雖然可能篇幅不長，甚至僅片言只語，但書法底蘊普遍深厚，內容也往往具有文獻價值。信函書札都是“孤品”，不僅包含著史料、藝術、文物等多方面的價值，對研究歷史人物及其所處時代亦不可或缺，而且內容可信度很高，相對書畫作品而言，贗品也較少，故歷來受到人們重視。

張偉

文人書簡雖為短章，在展現歷史細節，顯露文人性情方面卻盡有其獨特優勢。

(一)

書簡雖小道，其間顯示的文化意義和人格魅力卻不容小覷。周作人于1929年8月曾致劉大白一信，事涉上世紀20年代末北平大學區風潮。發生于1928年至1929年的北平大學區風潮，是一場由于南京國民政府改革教育行政制度而引發的學界反抗運動。當時南京政府準備施行大學院及大學區制，其中一項計劃即欲將北大、北師大等北平國立九校合并改稱為中華大學，由李石曾擔任校長。這項計劃進程復雜，涉及各校不同利益及教育經費的分配，很多學生表示反對，北大等校紛紛開展復校獨立運動。當時周作人已是知名教授，分別在北大、北師大、女師大及女子學院任課，受學生委托，向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但卻從未謀過面的劉大白寫信，請其向教育部長蔣夢麟進言，使風潮早日解決。周作人認為，北平九校合并雖有其一定道理，“唯各校各有其歷史，不易融合，且多與李石曾先生有意見，曾大加反對，現在大學已停止，遂有非分立不可之勢。”故獨立“于理并不甚悖”。現既已同意北大、北師大獨立，其他各校將“以九校一律平等為口實”，勢必“有許多宣言請愿等將紛援”，因此“大可就此一律解放，省卻好些糾紛”。周作人的信雖然未必能起什么實際效用，但卻體現了知識分子對時局關注，欲借助自己社會影響力幫助學生，盡其所能的優良傳統。《十老營救被捕學生函稿》也是這方面的一個很好例子。抗戰勝利不久，內戰全面爆發，物價暴漲，經濟崩潰，教育經費嚴重匱乏，人民陷入空前災難之中。“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全國各地學生相繼舉行罷課并游行示威，當局則進行彈壓。1947年6月，為營救上海各校被捕學生，由陳敬第(叔通)、張元濟出面，起草了致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上海警察局局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宣鐵吾的函稿，表示學潮“為盡人所同情”，呼吁市府“以靜持之，先將被捕之學生速行釋放，由學校自與開導；其呼吁無悖于理者，亦予虛衷采納，則教育前途幸甚，地方幸甚”。函稿由唐文治領銜，陳敬第、張元濟、張乾若、李拔可、陳仲恕、葉揆初、錢自嚴、項蘭生、胡藩青等十人簽名，送達市府。難能可貴的是，上圖收藏的這份函稿保留了從草稿開始，歷經第一稿、第二稿直至最后定稿等全部過程，形成痕跡歷歷可辨，其間陳叔通、張元濟等發起人心思綿密，既要借重老人的影響向政府施以一定的壓力，一切從事件圓滿解決處著手，而又須時時處處為簽名者安全著想，不能出半點意外，膽氣之凜然，處事之謹慎，經驗之老到，令人感佩。

(二)

研究歷史往往會碰到很多困惑，有些事件的內幕若隱若現，關系錯綜復雜，細節模糊不清，令探究者大有陷入“山重水復”之困境；而隨著當事人來往書信的發現披露，真相水落石出，這時往往會有“柳暗花明”的愉悅。林紓、高鳳謙、汪康年之間關于《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的通信披露就是生動一例。1899年春，林紓和王壽昌分別以“冷紅生”和“曉齋主人”的筆名合作翻譯，由魏瀚出資，請當時福州最著名的書坊主人兼雕版良工吳玉田刻版，發行了法國小仲馬著《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由此拉開了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序幕。但真正讓這部書風行全國的，是同年夏天，上海報人汪康年獲得小說版權的轉讓，迅速推出“素隱書屋”版鉛印本，并借助手中的報刊版面廣泛宣傳，是書由此始廣為人知，“冷紅生”的真實身份也被揭秘，近代文學史上才得以誕生“林譯小說”這一專有名詞。其間內情頗為復雜，可謂一波三折，諸如福州吳玉田本雕版印刷所耗費的成本、高鳳謙中介《茶花女》譯本版權轉讓的內幕、林紓對汪康年“重價購取”宣傳的不滿、“素隱書屋”版《茶花女》出版的大致時間和印數等等內情的考證揭秘，均有賴于上圖所藏“汪康年師友書札”的出版披露。其中，林琴南(即林紓)致信汪康年，聲明“不受酬資”的“禮貌抗議”雖然只是一段小插曲，但也因凸顯了那個時代的文人心態而頗具意義。在稿酬制度出現初期，社會對它的看法仍受傳統觀念支配，為報館書局寫稿取酬仍被視為文人恥辱，不是迫于饑寒，少有人肯為。林琴南等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本怡情之為，非賺錢之舉，而《昌言報》刊登“告白”，稱本報系用“重價購取”出版此書，當然引起林的不滿，認為有損他的清譽，遂致信汪康年，聲明不愿收受酬資，要其更正此事，并示意高鳳謙也寫信督促。汪無奈只得照辦，在報上刊出“承譯者高義，不受酬資”的“告白”。而僅時隔數年，林琴南就以十分坦然的心態與商務印書館簽訂了千字六元的稿酬合同，其間，文人隨時代發展而變遷的心路歷程耐人尋味。這里還有一個關于具體細節的生動例子。在近代作家中，周作人絕對算得上是筆名繁多的一位，他自己也承認：“我的別名實在也太多了。”其中，“壽遐”一名是大家所熟知的，源出《詩經·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句，和本名“作人”同出一典。后來，周作人將“壽遐”易為“遐壽”，并一直為其所沿用。歷來資料皆未詳這一易名緣由。此次展出的1950年周作人出獄后給康嗣群寫的一封信中正好述及此事：“筆名前用壽遐，近由方紀生為托陸和九刻一印，乃誤為遐壽，方君擬請其重刻，但覺得篆文很有意思，且改刻缺少興趣，難得刻好，故寧改字以從之也。”其實，中國本有“龜鶴遐壽”的成語，陸和九誤刻很可能即因此，而周作人當時的處境也不容他太較真，故將錯就錯了之，成就了一則印壇軼事，亦為一有趣的文壇掌故。

(三)

朋友通信常因關系密切而互通心聲，傾吐肺腑，這就為人們最近距離地接觸他們的思想和生活狀態提供了可能。這里試舉一例。大家知道陳望道先生畢生從事語文科學的教學研究工作，是中國現代修辭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在這方面最主要的著作是《修辭學發凡》，至今仍是各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必讀書。這本書由上海大江書鋪于1932年分上下冊出版，全書12篇，引用著作約250部，單篇論文約170篇，文言、白話各種文體兼收并蓄，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科學的修辭學體系，開拓了修辭學研究的新境界，被學界譽為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修辭學著作。陳望道先生寫作此書抱有宏大志愿，故發奮苦讀，專研數年，奢望甚深，他于1924年6月在寫給柳亞子的一封信中，向朋友傾吐了他的激情：“近編《修辭學發凡》，用功頗勤，每每徹夜不眠；大白攻研‘文學史’，亦是如此。我們兩人都抱奢望，一思證明新文學并非是江湖賣漿者流的市語，所有美質實與舊文學相邇而能跨上了一步；一思證明新文學系舊文學衰頹后的新興精神。前者是我底愚誠，后者是大白底使命。我們兩人，都是立誓不做文言文，甘愿受人說是不通文言文的人；此次工作，就是想站在自己的立腳地上，再加文言文以一拳或一錘，是否亦如博浪沙中虛費精神，則所不計。”字里行間，作者的歷史使命感和甘為創建新文化獻身的精神清晰可見，而這種赤忱坦率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大概是難得一見的，這也正是私人手札的魅力所在。

不謀而合，徐悲鴻在新中國建國初和陳從周的幾封手札也盡顯其畫家本色。陳從周是詩人徐志摩的表弟，從小就對表兄十分仰慕，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他在悲痛之余立下為其寫傳的宏愿。經過十多年辛勤收集準備，于1949年9月間先完成年譜初稿，遂以私人印行的形式在上海問世。當時正值政權更替，社會巨變，而徐志摩又正是被批判的“資產階級詩人”，出版這樣一本書委實不合時宜。故當陳從周寄書給徐悲鴻并征求是否可以正式出版時，徐悲鴻很快回信，對他從事徐志摩年譜一書的寫作直率表示不贊成：“志摩年譜鄙意出版后歡迎者恐不甚多，盍用精力從事其他工作乎？……我與志摩相識在1922德國柏林，過從并不密，我們對于美術看法亦不一致(他主張時髦的形式主義)。”(1949年10月21日)文字之間，既有對當下時局的清醒把握，然也難說沒有以往個人糾葛之影響，回想當年兩人之間有關“惑”與“不惑”的那場爭論，不禁莞爾。徐悲鴻對張大千在畫藝上的造詣欣賞而欽佩，1949年全國解放后，張大千因故滯留境外，他的回歸也一直成為徐悲鴻的心事，并為之多方努力，設想周詳。在致陳從周的信中他多次談及此事，對張大千回歸大陸的殷殷期盼之情也顯露無遺：“大千先生住印度恐系無可如何。我們希望他來北京與我們同樣生活，若照他以往之豪華情況則不可能矣。如通函希為致意。”(1949年10月21日)“大千先生返國之事，我與同人皆在商討，因為既歸便難再出，必須計劃妥當方可去信，既去信必求盡效，以是遲遲。”(1951年1月12日)“我已正式作書致大千先生，邀之來京，想能成事實。”(1951年2月26日)雖然由于種種原因，張大千最終未能歸國，但我們從這片言只語中確能感受徐悲鴻昔日所贊“五百年來一大千”之真情。

人們在公開行文時經常會說些言不由衷的門面話，僅僅以此去推測一個人的真實想法并不可靠，如果能結合他的私人通信來判斷往往更為靠譜。這方面，不經意間的私情流露可能更能看出一個人的真實本性。比如很多文人都當過官從過政，也的確有不少人因此而成了一個圓滑的政客，但這并不等于說這些人都是政客，不少人骨子里流淌的還是文人的血液。文人與政客的最大區別，在于他的主要興趣和牽掛始終在學術上，雖然由于種種原因，其不時會參與政治，甚至有時可能會陷得很深，但只要一有機會，他仍然會義無反顧地返回原點，學術才是他的真正立足之處，他的生命所在。1948至1949年間，正是國共交戰激烈，政權即將更替的非常之際，很多政客都惶惶不安，處心積慮地為自己準備后路。而擔任過國民政府高官的胡適，此時卻醉心于《水經注》的研究，幾次從北京來上海，到合眾圖書館查閱有關圖書資料。這期間，他撰寫的有關學術論文就有六篇之多，就《水經注》的版本問題和徐森玉、顧廷龍、陳垣等人的通信也有四萬八千余字。當時遠在西安的國立西北大學發現了《水經注疏證》的稿本(鈔本)，胡適因此而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向主持合眾圖書館工作的顧廷龍通報這“絕妙的喜信”，并要求借閱或借抄一部。顯然，這時的胡適才是真情流露的他，其文人本色在這非常時刻顯露無遺。

(四)

文人手札，是中國傳統文化遺產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它的形式多種多樣，如信札詩柬、公函電文、便條名片等等；書體也是各擅勝場，涉及真、草、篆、隸，可謂諸體俱備；其內容更是豐富多彩，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等無所不包；至于家庭訓語、戀人情書乃至文人之間的牢騷諷語，也是手札中頗為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省視欣賞這些書札，幾乎都沿襲著中國傳統手札的形式：箋紙典雅，毛筆書寫，起首、結尾，修辭、遣句，表意、抒情，不越傳統藩籬，字跡絢麗多姿、張弛有度，語言博雅圓融、邏輯謹嚴，字里行間透著學者的修養才情，片言只語洋溢著文人的精神風尚。進入民國以后，文人手札有了較大變化，僅從外觀形制上來看：文字，從文言到半文半白再到基本白話，變化痕跡清晰可辨；書寫，從毛筆到鋼筆，基本各半；信封，從中式紅條封的一統天下到普通西式封的普遍使用，潮流盡顯；郵路，從驛站、郵局、民信局的三分天下到郵局的一統江湖，趨勢已不可逆轉。至于信紙，晚清文人之間通信還普遍使用各式花箋，民國期間已不拘一格，就是使用箋紙，也顯示出鮮明的時代痕跡，本書收錄的王蘧常致仲誥信，箋紙圖案選擇的就是電影女明星的照片，二十年間變化可謂巨大。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就是明信片的使用。明信片這一郵政載體發明于19世紀60年代末的歐洲，不到10年，這一新穎實用的通信用品就已傳入中國。清末民初，明信片已成為文人雅士、達官顯貴的喜好。當時把寄發收受明信片，特別是旅游、留學途中寄發印有異地民俗風光的風景明信片視為一種時尚，蔚然成風，舉凡朋友問候、互通信息、報告行蹤、喜結同好、詢問故交、傾吐胸臆、通告大事等等，明信片都是一種迅捷簡便的聯絡方式，因此，它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的奇特一頁，而與許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結有關系；明信片本身也因其所蘊含的豐富歷史信息而成為風靡世界的收藏品。明信片上的信息具有強烈的真實感和難得的文獻價值，它們有的揭開了信主過去少為人知的生活另一面，有的糾正了過去文獻中的錯誤史實，有的則提供了以往從未發現過的新鮮史料，因而頗受各界的重視。本書收錄有實寄明信片數枚，既有清朝和民國官方發行的郵資明信片，也有民國期間機構或私人發行的風景和賀年明信片，略作點綴，以見一斑。■

(作者系上海圖書館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