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洪

在當代畫壇，鐘鳴的人物畫創作以沉雄蘊藉的人文氣象而獨具一格。惟其如此，才持續多年地引起我的閱讀興趣。更為有意義的是，鐘鳴的作品甚至改變了我的閱讀習慣——比起美術館的嘈雜，我更愿意在子夜的寧靜中細讀和體味畫冊中的人和物。我常談到這樣一種感受，讀鐘鳴的作品，與其說被其新的人物畫敘事風格所打動，不如說為其深睿的詩意哲理和新穎筆墨所吸引。

中國人物畫創作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立的體系和具有程式化的表現形式。無論是描繪精工、嚴謹的“工筆”，還是以運筆洗練和發揮水墨為勝的“寫意”，都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審美情趣和非凡智慧，反映了中國人對宇宙萬物的認識與思考。特別是在中國古代畫論中時時提到的“筆墨”二字，已不僅僅指筆和墨本身，而是涵蓋了中國畫的一整套創作規律與審美范疇。20世紀以來，西方的藝術觀念和造型方法對中國人物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畫以海納百川的包容和吸納能力，使自身在碰撞、交融的過程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中國畫壇出現了“中西融合”、“延續傳統”等不同追求、不同風格的藝術流派。

在活躍的湖北畫壇，鐘鳴的創作雖算不上高產，但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延續至今的人物畫創作卻收獲頗豐：1988年繼獲得兩個年度的湖北省大學生優秀科研成果銀、銅獎后，他的工筆畫《舞》獲得香港《文匯報》舉辦的“中國當代名家書畫展”金牌獎。特別是在大學二年級時表現湘西風情的課堂習作《風》獲得1989年北京、臺北和香港首次聯合舉辦的“當代中國水墨新人獎”佳作獎，當今中國畫壇的風云人物如盧禹舜、田黎明、袁武等都是那次大展中的獲獎者，可見他步入畫壇起點之高。當時在香港舉辦的作品研討會上，來自兩岸三地的理論家特別提到，“《風》一類比較精致的畫風比較少見，不知是否會由此開一個新的風氣！”自那時起，他便拉開了“開一個新的風氣”的藝術探索征程序幕。緊隨其后《舞》、《風》、《太陽雨》、《佛光》、《祥云》等作品入選全國美展并獲多項大獎，并出版多部畫集，其成就令畫壇高度關注和倍加稱贊。

作為60后年代的畫家鐘鳴，既具有傳統精神，又有現代創作理念，在主觀感受、內心世界的表達上，在藝術語言、形式技巧的完善和藝術個性的發揮上，他都進行了積極且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突破，從而在開拓題材、語言技巧和工具媒材的新領域，顯示出多姿多彩且生機勃勃的創作狀態。火熱的和處在激蕩、變革中的現實生活，為他的人物畫創作提供了廣闊的舞臺。這也是激發我們靈感和思維的豐厚沃土。當繪畫創作成為畫家鐘鳴與社會、自然接軌的主要途徑時，無論是對鄉土鄉情的把握，還是對西藏高原的刻畫，或對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詠頌，還是描繪普通公眾、文人仕女、傳說人物等，無不具有思精技熟的藝術性和真實性，而且散發令讀者心靈激蕩的熱度。|

我們注意到，鐘鳴對荊楚大地的藝術情懷，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得非常持久和純真。賞讀湖北省重大歷史題材巨制，《辛亥百年祭  走向共和》，使我們聯想到作者在創作時深具朝拜的心境，他要在內心積聚無限的赤子之情，在他的身軀里貯存著刻骨銘心的深情厚愛。這種情愫絕不是一種平民作風，而是生長在思想深處的精神風骨。他將辛亥志士的傲岸風骨和凜然正氣表現得淋漓盡致，我們從中悟到了創作者身上，那火一樣的滄桑、那山一樣的胸襟、那巋然屹立的氣度和氣宇軒昂的英雄情結。每每品讀他的作品，我不是為他的激情所吸引，就是為他的氣勢所牽動，仿佛這個才華橫溢的畫家，有一種令我振奮不已的正能量，引導我們去追求那豐碑般的壯麗風景。

中國西部圣潔的雪域高原，質樸、善良而虔誠的藏族同胞，是內地畫家神往和鐘愛的繪畫題材。鐘鳴描繪藏族同胞的精神寫真的作品，與其他畫家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更富有恢弘的氣勢、強悍的力度和藏族人物的相貌表情特征。那幅倍受畫壇好評的《守望》，體現的是畫家從人文關懷出發，全神貫注地刻畫藏民的真實人性、人情的流露，以及人和自然的關系，與宗教的精神聯系，并通過這幾方面塑造出血肉豐滿、堅實生動的藏民形象。《守望》中的群像刻畫，之所以生動感人，正是一種靈魂深處的親切、樸素，體現出善良的天性本能。《守望》全景式地展現了當代藏族人民的精神群像，也寄托著畫家對藏族同胞的真誠祝福。畫面上一群男女老少藏族人物歡聚在雪域高原的佛塔周圍，祈愿吉祥，瞻望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盡管是藝術虛構的場景，但每個藏族人物的相貌表情都那么真實可信，個性鮮明。他們的笑容是發自內心的喜悅，而不是盲目的樂觀。整個畫面氣勢恢弘，力度強悍，而又情感熱烈，形象親切，在造型、筆墨和風格的表現上，在色彩調配、節奏變化和空間虛實的處理上，都達到了當代西部人物畫創作的新的高度。

畫家鐘鳴筆下的藏民形象是感人的、可觸摸與可以對話的。在他那熟練的形式語言中，分明有著一種超越形而下的非具象寫實語言和寫實意義。這一切，都在訴說著一種無邊的精神力量，一種消解了丑與美界限的真實，都在筆墨、色彩、線條、造型中展現著渾然之中的善良，質樸當中的美好。《守望》保持了具象的視覺形象，但卻發揮了想象的自由和觀念的滲入，拓展了作品的觀念與情感空間。鐘鳴多年來對西藏的向往和持續的努力告訴我們，在一種成熟的經典性的藝術風格中，通過對文化的解構性理解，通過個體的創造性想象，藝術家仍然可以獲得表達現代人生存狀態的思維空間。

對于藏區牧民，鐘鳴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說：“我與他們的心靈是那么的貼近，好像我曾是他們中的一員”，可以說他是近距離地走進高原。但是作為畫家因為他來自另外一種大都市的現代文化氛圍中，才能產生鮮明的文化反差，從而在身處藏區，與藏民打成一片的同時，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一種異質文化的巨大魅力，并產生強烈的表現沖動。這就要求畫家與生活又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能夠從文化與觀念的高度去品位生活、分析生活。既深入生活，又具有現代性的意識，這也是我們重提“深入生活”時必須注意積累的“前視野”，鐘鳴作品中的“真實與樸素”，正是來源于他對當代文化與當代藝術的清醒認識，看不到這一點，即使是到藏區一百次，也未必能夠像他那樣，深入揭示藏民族的內心世界與博大胸懷，洞悉人與自然的生命交融，感悟宇宙的浩瀚與永恒。

鐘鳴也十分鐘愛古典歷史人物題材，而且畫得非常精彩，他把中國畫筆墨的探索觸角，伸向古代文人仕女的領域，如《聽琴圖》、《倩魂銷盡夕陽前》、《高士樂游圖系列》等作品流傳甚廣，頗受青睞。鎮惡避邪的鐘馗，且諧亦莊；觀松聽泉的高士，流露童稚般的專注天真；亭亭玉立的佳人彈琴望月，既怨且戀，畫中物我為一，顧盼有情，無不凝聚著人物的情感心聲與意愿。

我們欣賞鐘鳴古意人物畫中的意悠境美、筆精墨妙，一切歷歷如在目的生動形象，都無例外地隱約在古風古韻之中，或以疏花簡葉相襯，或以只鳥片石相伴，空靈虛靜、簡約疏淡，清如春池、淡如秋菊、靜如天籟。畫家鐘鳴特別致力于小品精神境界的玄遠靈明，積極引導觀者去品味淡而有味的人文情懷。他的藝術格調高遠，他的筆墨隨心所欲，不僅在“悅目” ，更在于“賞心” ，而且貴在“養心” 。自古以來，畫中逸品都強調三個方面：一是精神的超越，二是筆墨表現的簡約，三是境界的深靜。鐘鳴的古意人物畫恰恰具有上述三個特點，可謂契默造化，簡約深靜，幽情秀骨，思在天地。

鐘鳴最佳的創作狀態，恰恰是他對生活、對自然解剖和檢索得最深刻最認真的時刻。我讀過不少評論家對鐘鳴的評論文章，他們都稱贊畫家的生活積累和藝術底蘊十分豐沛。這當然沒錯，但對我來說鐘鳴的繪畫作品，主要透露的是對心靈世界的渴望和向往，這是非常復雜的一個精神系統，他的凝重擋不住他的自由，他的夢想擋不住他的思索。

中國畫創作的水平高下，最重要的是取決于作品的文化精神品質。這也是中國畫在世界各民族和地域繪畫中表現出來的最主要的特質。鐘鳴在人物畫的教學過程中，要求學生在注重繪畫本體的訓練之外，要更加注重對傳統國學的研習，告訴他們詩、書、畫、印等各方面修養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鐘鳴在這些方面有著比較深厚的積累，這無疑為他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此之前，鐘鳴已具有豐富的人物畫創作經歷；他在湖北美術學院國畫系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學習，并任教于湖北美術學院的國畫系，他一步步強化自身的繪畫能力，從生活到藝術、從傳統到現代的思路轉換中，尋找自身的藝術發展方向。在現實主義美術創作的框架中，他不斷強化自身的筆墨能力與寫生能力。從課堂教學，到深入生活去寫生、采風，他在畫了大量水墨人物寫生作品的基礎上，不斷參悟傳統水墨技法，蓄積豐富的創作經驗和能量。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創造了“和而不同”的個性化語言形態，使其創作根植于現實生活的體驗中，從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現實的藝術感染力。著名畫家孫恩道先生評論鐘鳴的藝術創造時寫到：“他獨創的“筆法”和“皴法”以其顛覆傳統和發展傳統的超人膽識與智慧完成了自身個性化筆墨程式與圖式的獨特創造，人稱“鐘鳴皴”。這一筆法和皴法的出現，拓展了中國畫的筆墨審美和用筆，融筆墨的肌理、痕跡和抽象筆法與具象筆法于一體，創造出全新的筆墨形態和圖式。由此打破了當代人物畫筆法和皴法的“舊世界”，建立了一個人物畫現代語境下的“新秩序”。

“真正的繪畫是要給人們一些美好的希望，畫家在體味生活中反映時代”，在與鐘鳴的多次交談中他多次這樣說道。體味生活、反映時代，憧憬未來，這正是鐘鳴多年來堅持繪畫創作的動力所在。為此，他像一個堅持不懈的守護者，在中國人物畫創作的藝術世界里，編織了一個又一個的夢想，用筆墨語言演繹了一段段唯美、溫馨的情懷，一份蓬勃向上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