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年間，日本自民黨在安倍的領導下，一掃福田政權以來的衰退氣息，不僅將一時煊赫無兩的民主黨逐下了首相寶座，還進一步地將參眾兩院牢牢掌握在手中，以至于近日強行通過了為日本民眾所深深不喜的安保法案，渾然不將反對黨的激烈共斗、憲法學家的違憲批評放在心上。

這些強硬之舉自然招來了“橫暴”、“法匪”、“獨裁”之類的惡名，然而盡管“謗滿天下”，這卻似乎只能從反面證明安倍政權的“穩如泰山”，畢竟無論是安倍本人的政治生命還是自民黨的政權，都絲毫沒有動搖的跡象。僅此而言，安倍的政治手段甚至已經超過了其外祖父、為了通過日美安保條約而不惜下臺的岸信介。一方面是世論中的水深火熱，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巋然不動，這種尖銳的矛盾實際上反映了安倍政權的高度復雜性。蘊含其中的，既有對舊日幽靈的不舍，也有對嶄新未來的期許，而這也正是日本社會對其“既恨又愛”的根源。

　　民眾恐難接受政治格局“倒退”

所恨者何？自經濟危機以來，日本社會所最深恨的就是以“自民黨獨大、世襲政治、官僚主導”為代表的戰后“55年體制”。在這一時期，由于日本實行的是在一個選區中能夠選出多位議員的“中選區制度”，導致了只需要獲得少部分“相對多數”的選票即可當選的結果，并由此產生了一大批深耕某一利益集團和社會群體的政治家，而其“政治地盤”甚至還能代代相傳。

在這種仿佛封建割據般的政治基礎上，搭建起來的自然是派閥林立、虛位首相、泥潭政治的上層格局，處于一種集體不負責任、毫無政治活力的狀態。自民黨的“公卿”們除了分肥逐勢之外，又將國之政事一應托付給了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官僚集團，后者雖然在技術上顯得“精明強干”，但若是以貼近民情、刷新政治而論，封閉刻板、自視甚高的官僚們甚至還比不上腐敗的自民黨。經年的積怨，再加上經濟泡沫破裂打破了“日本后發體制”的神話，日本社會終于得以在冷戰后的20年中實現了一系列“咬牙切齒”、“斬釘截鐵”的改革。

這一改革的要領就是給國會議員增加選舉壓力，打翻各黨派蠅營狗茍、不思進取的安樂窩，同時將國政從官僚手中奪回，重新交給更有政治活力的“新政治家們”。為達到這一目的，日本社會經過多年的鼓吹醞釀，最終決定啟用一套不急不緩的“中策”，推行小選區比例代表并行制。在這套制度下，日本眾議院將由295名小選區當選的議員和180名出自比例代表選區的議員組成。其中在295個小選區中都只能有一名當選議員，這有利于占優勢的候選人“勝者通吃”，而比例代表制則是為了彌補這種“簡單粗暴”的選舉制度所導致的“代表性”不足的缺陷，允許各政黨按照其在小選區中的得票比，補選部分靠前的落選人進入國會。這一政治設計的意圖就是要提升民主制度“少數服從多數”的一面，而削弱“各階層團體均能得其代表”的一面，以提升選舉的競爭性和政權的行動力。同時，按照各國的通行情況，越是簡單的“多數決”越是有利于大黨，而其終極目標就是形成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峙的兩黨制。

這一具有明確目的性的“政治科學實驗”一度取得了矚目的成功，使得民主黨一度不僅足以與自民黨相抗衡，甚至還占上風。然而，由于在選舉制度上仍然存有大量有利于小黨生存的“首鼠兩端”的設計，加之民主黨本身也染有“55年體制”的痼疾，因此在安倍率領自民黨重新奪取政權之后，日本的反對黨始終處于一盤散沙、群龍無首的狀態，這使得日本政權仿佛又重新回到了自民黨一黨優位的“老日子”里。雖然說看上去“風光無限”，然而這種“倒退”歸根到底卻是日本社會所無法接受的，因此這種狀況也是不可能長期穩定的。一旦較為強勢的安倍因自民黨內的派閥斗爭傳統而離職，重演福田、麻生等“二代首相”魚貫而出的話，自民黨也必將被再次拋棄。以此而言，安倍政權絕非是日本社會所真正青睞的政治模式，無論其看上去多么強勢，都無法改變對其“過渡體制”的定位。

　　日本社會對安倍的期許相當曖昧

然而就在自民黨政權遭到厭惡的同時，對于日本社會而言，作為具有西式領袖特點、相對疏離派閥、敢于擔負責任的安倍本人卻又有著讓日本人“愛不釋手”的一面。盡管與福田等人一樣也出自于政治世家，并且被視為文化和民族保守主義的象征人物，但是如果單看安倍的經濟和行政政策的話，又絕不能稱之為日本的保守派。

在經濟上，為了呼應美國所提出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倡議，安倍明確提出要打破多年浸淫于“55年體制”下各產業中的“壁壘磐石”，提高日本經濟的開放度，為此甚至不惜得罪自民黨的傳統支持者農協；在政治上，安倍進一步加強了政治官員對官僚部門的控制，提升了政府的政策能力，甚至還一度是經濟界所提倡的“道州制”聯邦化改革（即“削弱中央集權、增強地方自治”）的最積極支持者。凡此種種，在日本選民看來，安倍起碼展現了敢于承擔政治責任、有力推行自身政策的品格，和其它渾渾噩噩的政治家拉開了距離。也正是因此，雖然安倍在包括重啟核電、歷史問題、解禁集體自衛權以及此次的安保法案改革等問題上都引起了不少的爭議，但是這些政策上的分歧卻不會徹底轉化為對其政權的反對。

當然，日本社會對安倍的“期許”也是相當曖昧的，并且安倍政權所身處的政治環境也還很不穩定。正如本次的安保法案之爭所體現出的那樣，日本社會雖然有意向以美國為代表的兩黨制國家靠攏，但在精神上卻還沒有做好準備，換而言之還無法順暢地接受在政治運作中“民眾代表執政”、“少數服從多數”的最基本邏輯。

實際上，自從歐洲大陸在20世紀初大體實現民主化后，美國和歐洲關于“多數主義”和“多元主義”孰者更能代表民主精神的爭論已經持續了百余年，至今也尚未有定論。自然，此次爭論在形式上是關于安倍的內閣釋憲是否“符合憲法”，然而其實質仍然是最簡單的“少數是否應當服從多數”的問題。雖然在民意調查中大部分日本民眾表現出反對安保改革的態度，然而安倍的政策立場早已是昭然若揭，而選民顯然也并沒有因此來懲罰自民黨。此種態度最為淋漓盡致地反映出了日本社會一方面對“集中力量、建立強勢政治領導”懷有憧憬，一方面卻又對以往“誰也做不了什么”的安穩時光仍然存在眷念。

無論如何，雖然政爭絕不會因為安保法案通過而止息，安倍政權也要始終面對著反對派和護憲團體的警惕和斗爭，但是卻幾乎不存在安保法案因此而夭折的現實可能。從周邊國家看來，安倍政權代表的是日本擴張國家能力、提升國際地位的企圖，但是在日本國內看來，以上的效應雖然也會讓人不安，然而卻可能是日本當前由“集體不負責任”的舊國家向更加“正常”的新國家邁進時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在這條路上，日本難免還要進一步調整其選舉制度、政黨補助制度以及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對于安倍本人而言，雖然其如同小泉般強勢，然而歸根結底他仍然只是經歷了小選區的選舉考驗，在法理上不過是執政黨自民黨所推選出的代表，遠遠還沒有美國總統那種“由全體人民親手選定”的底氣，他在這條路上到底能走多遠、是否順利，仍然難以預料。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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