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和李鴻章都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孫為革命先行者，李為晚清元輔重臣。據一些孫、李傳記和有關論著，庚子年孫、李之間就“兩廣獨立”有過秘密交涉，聯手密謀“兩廣獨立”，然關于此事之相關記述都有可商榷之處。

　　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合影。前排左起安永東之助、楊衢云、平山周、末永節、內田良平；中排左起大原義剛、小山雄太郎、孫中山、清藤幸七郎、可兒長一；后排宮崎寅藏。

作者：邱捷

孫中山與李鴻章秘密交涉真相

孫中山和李鴻章都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孫為革命先行者，李為晚清元輔重臣。據一些孫、李傳記和有關論著，庚子年孫、李之間就“兩廣獨立”有過秘密交涉，聯手密謀“兩廣獨立”，然關于此事之相關記述都有可商榷之處。

馮自由的記述及漏洞

被稱為國民黨黨史“革命通”的馮自由，14歲即參加興中會，其《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書都是研究孫中山(尤其是早期的孫中山)的必讀的文獻。《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對1900年孫中山策動李鴻章實行“廣東獨立”一事的記載大略如下：

庚子某月，在日本的孫中山得到李鴻章幕僚劉學詢函，來信稱粵督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想與孫中山合作謀廣東獨立。孫中山本不相信李鴻章有如此魄力，但其時正準備惠州起義，認為不妨一試，就偕同楊衢云、宮崎寅藏等人從日赴港。抵港后，廣東已派兵輪來接，香港的興中會員提醒孫中山防止誘捕，孫本人就沒有上岸，僅派宮崎等人赴廣州。劉學詢對宮崎說，要等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后才能明確表示，雙方密議后回港，孫中山乃赴南洋。此前，香港議政員何啟向興中會員陳少白建議革命黨與李鴻章聯合救國，方法是先由革命黨致函港督卜力，請其勸李獨立，李同意后就電邀孫中山回國組織新政府。孫中山等聯名上書卜力，卜力也再三同李接洽，李曾有考慮的表示。但孫中山從南洋抵港后，知道李鴻章因北京陷落，清帝母子無恙，決意北上。港督一度想強力阻止李鴻章北上，迫他同興中會合作。但孫中山認為，李鴻章年近八十，如果他決意北上，逼他也沒有用。至此，合作計劃無從實施，孫中山就全力以赴準備惠州起義。

按照馮自由的說法，在策動“廣東獨立”的事件中，李鴻章通過劉學詢主動向孫中山謀求“合作”，在孫中山未離開日本時，香港的興中會員已經通過何啟取得港督卜力對“孫李合作”的支持，而孫中山盡管對李信任不足，但仍抱著“不妨一試”的態度與李鴻章秘密洽商。“四大寇”之一、孫中山興中會時期的主要助手陳少白的《興中會革命史要》，對此事的記載大體相近，只是較為簡略，并且沒有正面提及李鴻章的主動態度。

此后很長時間，孫中山、李鴻章的傳記，寫到這一段歷史時基本采納馮自由的說法。

然而，隨著有關李鴻章、孫中山新資料的披露、出版，一些學者指出，馮自由的記述可說是漏洞百出。例如，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當時孫中山的行蹤受到日本官方的嚴密監視)，1900年6月初孫中山已經決定赴香港(6月8日啟程，6月17日抵達香港海面)，如果馮自由的說法屬實，此前就應該收到劉學詢的信。孫、劉不可能通過電報聯絡，以當日寄信的條件，劉學詢的信應該是在5月上中旬寫的。但是，此時李鴻章是否會產生“獨立”的想法？在5月，義和團還沒有大舉進入北京，李鴻章不可能預知一兩個月后局勢的發展。近年出版的《李鴻章全集》保留了很多義和團運動期間的來往函電，有一件5月31日盛宣懷向李鴻章報告副將楊福同被殺、蘆保鐵路被毀的電報，從李鴻章的復電看，他對北方局勢的混亂感到非常意外。此后近10天，李鴻章通過各種途徑打探北京的消息，但無法同京津正常聯系，他一再向清廷電奏，也得不到答復。李鴻章是很有政治經驗的老官僚，豈會在對局勢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提出等于謀反大逆的“兩廣獨立”？而且，孫中山日后雖是世人共仰的革命領袖，但當時只是一個被官府通緝的“叛賊”，李鴻章又怎會異想天開、紆尊降貴主動要同孫中山“合作”。再者，根據英國和香港的檔案，當年5、6月間，港督卜力因休假不在香港，自然也不可能有接受興中會來函、促成孫李“合作”之事。

當事人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的憶述

此事真相如何？孫中山本人沒有說過，但隨同孫中山從日本赴港的宮崎寅藏、內田良平后來都寫了6月17日、18日代表孫中山赴廣州與劉學詢會談的情形。

據宮崎寅藏在兩年后出版的回憶錄《三十三年之夢》所記，他與孫中山一道離日南行時，根本沒有談過與李鴻章“合作”的事。6月17日晚，孫中山一行抵達香港海面后，宮崎代表孫中山到廣州與劉學詢商談，但作為商談的主角，他在《三十三年之夢》只寫了商談的情景，卻沒有寫商談的內容，并說：“這一段情節有些像傳奇小說，但事關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甚覺遺憾。”為什么“不能明言”？如果是去同劉學詢談與李鴻章“合作”以實現“兩廣獨立”，那是可以大書特書的。宮崎的欲言又止，不禁使人疑竇叢生。

代表孫中山到廣州見劉學詢的除宮崎外，還有內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在內田幾十年后出版的回憶錄《中國革命》中，關于此行有詳細記述。內田說，義和團起事時，李鴻章擔心孫中山與康有為聯合作亂，所以預先對孫中山采取懷柔手段，以阻止孫、康一致行動。為此，讓清廷駐日公使向孫轉達李的意圖：“值此危難之際，愿與孫氏會晤，共議匡救天下之策，務請來粵一行。”孫中山與包括日本友人在內的同志商議，決定向李要求支付孫中山回國的費用10萬兩，以此用作武裝起義的經費，對李則表示可以考慮其建議。內田評論說，這個計劃，“也就是靠敵吃糧的意思”。內田的回憶錄說，6月17日晚，他們三人代表孫中山乘坐李鴻章派到香港海面的軍艦到廣州登岸，到了劉學詢宅第。宮崎簡要地向劉學詢提出兩點：一、赦免孫中山的罪名，并保證其人身安全；二、給予貸款10萬兩。劉即應允第二點，并表示次日可在香港交付一半，又派人向李鴻章報告，不久，帶回李鴻章的回音：關于孫中山的安全不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證，而且要奏請太后特赦孫中山。

內田的回憶錄幾十年后才出版，細節不一定準確，但他是與劉學詢會談的當事人之一，其回憶應有價值。而宮崎關于“不能明言”的說法，使人更覺內田的記述可信。按照內田之說，李鴻章對孫中山是實施懷柔手段，而孫中山則是想將計就計從李鴻章那里騙取一筆軍費。

分析一下李鴻章當日處境，可以認為內田的說法大體可信。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外國“宣戰”以前，李鴻章面對的形勢，不是要迫使他脫離清朝“獨立”，而是要維護清皇朝在廣東的統治秩序。清末兩廣有“盜甲天下”之稱，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兩廣的“會匪”、“盜賊”出現了新動向：他們同康有為的保皇會與孫中山的興中會都有了聯系。興中會從創立之初就注意聯絡會黨、綠林；康梁一派，在保皇會成立后也曾不遺余力地聯絡豪杰、籌餉購械，以求武力“勤王”。無論興中會還是保皇會，都把廣東作為軍事計劃的重點，1900年3月，梁啟超曾寫信給康有為就如何攻取廣州提出上、中、下三策，而孫中山也一直籌劃在廣東發動新的起義。兩派在當時尚未尖銳對立，曾有“合作”的接觸與商洽。李鴻章不斷接獲康有為“勾串內匪作亂”的情報，在清朝統治者看來，如果會黨綠林、興中會、保皇會三者聯合，必然會造成燎原之勢。李鴻章要在危機四伏之中維持廣東的秩序難度很大。現在看到他在1900年6月以前的函電，很多是關于防范“康黨”、布置剿匪的內容。他靠鎮壓太平天國起家，本來就是“剿”、“撫”兼用的老手，為了穩定局勢，就想到實行“招撫”的辦法。在孫、康兩派中，如何實行“剿”、“撫”？康派當時實力強于孫派，但慈禧對康、梁仇怨極深，要招撫康派，李鴻章做不了主；且康、梁既然已經把寶押在光緒身上，也不會輕易就范。孫派當日宣傳不多，興中會聲勢遠不如保皇會，李鴻章無從知道孫中山堅定的反清立場，很大程度上把他視為普通的造反者或“盜匪”，所以，就希望“招撫”孫中山來對付康有為，早在1899年，就通過孫中山的同鄉劉學詢拉攏孫中山。《李鴻章全集》中留下了李、劉商討此事的若干函電。

當時，孫中山的革命目標已經很明確，1900年6月8日離開日本時他就對人說：此行打算在華南建立一個共和制度的政權。幾年間，孫中山都在籌備一次新的起義，但經費缺乏成為軍事計劃的“瓶頸”，向華僑和日本人士籌款的成效甚微，所籌得的幾千元又被孫中山周圍的日本浪人花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從李鴻章處獲得一筆錢，經費問題便迎刃而解，還可以麻痹李鴻章。因此，內田良平的憶述是可信的。孫中山革命的一生都在窘乏中度過，他從未為自己和家族謀取過金錢利益，但經常為革命經費苦惱、奔走，很多被視為“出格”的事，例如向外國政客、商人允諾出讓某些權益，在自己的政權內容忍過苛的稅收乃至煙賭，等等，其直接原因都是財政的困難。在興中會時期，他更是兩手空空，本來，實施計策從李鴻章手里謀取一筆軍費，也算不得什么不能講出來的事。不過，在宮崎寅藏出版《三十三年之夢》時，孫中山的地位和聲望已與兩年前不同，為十萬兩銀行使近于騙術的計策，也許會有損形象，所以宮崎就“不能明言”了；到了幾十年后馮自由寫《革命逸史》時，孫中山已逝世，其地位十分尊崇，當年向李鴻章謀取軍費的真相更不能見諸筆墨，馮自由“為尊者諱”，就有意把1900年6月的“詐降計”與同年7、8月間興中會在港督支持下謀求與李鴻章合作兩件事混為一談，寫出一個文從理順的故事。如果不仔細比對史料，就很容易被馮自由蒙了。 

香港總督極力促成“孫李合作”

孫中山謀求與李鴻章合作以實現“兩廣獨立”的計劃，是1900年7月以后才發生的事。

據港英的檔案，港督卜力7月2日回到香港。此后，卜力的文電提到要促成李鴻章與興中會的合作，并提到李鴻章同意“武裝革命派”。這段時間孫中山在南洋，按照宮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夢》的記述，孫中山7月17日晚第二次來到香港海面，翌晨，孫中山把宮崎叫醒，告訴后者“一個朋友”同港督會晤后“想使李鴻章據兩廣宣布獨立”、“用我來施行新政”。從宮崎描述的情景看，孫中山也是剛剛才知道這個計劃。以孫中山名義的上香港總督書，應該是興中會其他人如陳少白、楊衢云代孫中山簽的名，事后才告訴孫中山。

孫中山抵達香港海面的第二天，即7月18日，李鴻章剛好北上路過香港，港督卜力打算勸李鴻章留在廣東，還打算安排孫中山與他見面，但沒有成功。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資料，孫中山返回日本后對人說：“李鴻章北上途經香港與總督會見之際，總督說以刻下清國時局系由清國分割兩廣成立獨立國之好機會，以孫逸仙為顧問，慫恿李為主權者。李答復說：要觀察形勢再決定。”孫中山又對某位日本記者談到，自己曾上書卜力，并得到卜力的回信，卜力主張在兩廣建立一個政府，以李鴻章為大統領，孫為李的顧問，由英國保護。孫中山還對這名記者說，李鴻章雖然北上而去，但表示如果清帝駕崩，仍贊成“兩廣合并實行憲政”。這兩則資料都說明，港英當局曾極力促成孫、李“合作”，李鴻章雖未接受，但也沒有明確拒絕。

李鴻章的態度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6月23日，李鴻章收到清廷發布對外國的“宣戰”上諭的消息(由袁世凱、盛宣懷電告，正式收到軍機處寄來的宣戰上諭在7月1日)，在此以前，李鴻章已收到清廷命其北上的諭旨(7月8日調李任直隸總督)，但他沒有遵旨立即北上。此時，他對危機的嚴重程度有了清楚的了解，他預見到外國軍隊必然會兵臨北京城下，甚至估計“瓜分之勢必成”、“舉國若狂，無可救藥”。他當然知道“宣戰”上諭出自慈禧，但仍斷然宣稱：“廿五矯詔(按：指清廷6月21日的“宣戰”上諭)，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并支持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實行所謂“東南互保”，在各省督撫抵制清廷停還洋款、解餉、勤王命令的過程中，李鴻章起了特別大的作用。

在君主專制時代，“不奉詔”并將上諭稱為“亂命”，是大逆不道的罪名。李鴻章敢于如此，正是分析了形勢、權衡了利害才敢出這個頭。但如果局勢發展迫使他進一步抗命，就必須有外國支持，還要掌握一支聽命于自己的武裝。如果在港英政府支持下同孫中山“合作”，以上兩個問題就有解決的可能。這時的孫中山已經不同于一個月前，由于局勢的劇變和港督的介入，孫中山取得了可以同李鴻章商洽“合作”的地位。有資料顯示，孫中山和李鴻章的代表在7月間進行過接觸。

孫中山雖然不相信李鴻章脫離清廷的魄力和決心，但也一直希望爭取李鴻章合作實行“兩廣獨立”，哪怕是他有限度的參與。即使李北上以后，孫中山也未放棄這個念頭，在日本仍對人說過想面見李鴻章會談。此時，籌劃了幾年的武裝起義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但始終不順利。孫中山曾幻想從日本、法國得到援助，但毫無結果。香港政府似乎表示可以給他資助，但前提是李鴻章應允同他合作。而李鴻章離開香港北上，也不是直接赴京、津。因為這時八國聯軍正在向北京進攻，于是，他走到上海便住了下來，不顧清廷一再催促，就是不再動身，李鴻章知道北京陷落是遲早的事，他當然不愿意讓自己身處危地。

李鴻章在滬期間一直通過各種途徑打探外國政府在事變平息后將如何對待清朝最高統治者。在一部分外國人心目中，李鴻章是比慈禧、光緒更合心意的人物，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英國人)就懷疑俄國人想支持李鴻章做中國皇帝，李鴻章在路過香港時也曾問過卜力“英國希望誰來當皇帝”，所以，英國殖民部的官員認為，李鴻章不是不想當皇帝。當然，李鴻章不會冒冒失失地去爭取，因為要取得各主要強國同時支持以及國內有實力的督撫的擁戴并非易事。李鴻章的想法是等北京陷落后再決定進止。他到達上海后住在公共租界靜安寺路的劉學詢宅，而劉學詢則是早就與孫中山建立聯系并主張同孫中山合作的，他在上海也仍然同孫中山有溝通的渠道。 

孫中山赴上海爭取與李鴻章合作

因為有爭取李鴻章的需要，同時，停留在上海的李鴻章似乎又有被爭取的可能，所以，“孫李合作”計劃有一個尾聲，這就是1900年8月底孫中山上海之行。

孫中山于8月22日自日本橫濱啟程，29日晚抵達上海，清朝官吏已事先得到風聲，準備捉拿孫中山，但孫中山仍冒險在上海停留到9月1日。這幾天他同劉學詢會談過。

一個多月后的10月間，在臺北的孫中山給劉學詢寫了一封長信(此信原委托日本人平山周帶去上海面交，但并未送到劉學詢手上)，主旨是要求劉學詢按照當日的約定提供軍費。這封信是研究孫中山的學者很熟悉的史料，其中透露了當日孫、劉密議的內容：

一、鑒于八國聯軍當時已經進入北京，孫、劉對清帝回到北京或西遷分別討論了兩種方案；

二、雙方約定：如果清帝西遷，則在廣東起事，先占“外府”，然后襲取廣州，建立一個“獨立”于清朝的政權；

三、議定推舉李鴻章為“主政”；

四、由劉學詢負責籌集軍費。

這封信是孫中山策動李鴻章實行“兩廣獨立”計劃的有力證據。不過，看來劉學詢也并不完全代表李鴻章，所以，孫中山同他也討論過李鴻章不愿接受“主政”的辦法，孫中山的意思是由劉學詢出任“主政”，并按計劃提供軍費。

孫中山在8月底之行中有沒有同李鴻章見過面？多年后劉學詢對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人員憶述：孫中山一行乘船抵達上海后，最初不能上岸，后經劉學詢與日本領事擔保始得登陸，劉偕同孫中山往見李鴻章。劉學詢的憶述究竟有幾分真實？確實，很難排除他信口開河的可能性，但我們也很難說他是編造。劉學詢是與孫中山有特殊關系的人物，如果他要標榜自己，不一定要搬出李鴻章。當時李鴻章住在劉宅，作為主人，劉學詢安排孫、李兩人見面也比較容易。孫中山與平山周等人于8月29日抵達上海后，住進租界內的日本旅館，其行蹤一直都在日本駐滬領事館密切注視之下，據總領事館報告，孫中山與平山周曾經外出過。因為孫中山這次赴滬很大程度與繼續尋求同李鴻章合作有關，他的性格又有敢于冒險的一面，所以，筆者傾向于相信劉學詢“孫、李曾會面”之說。不過，孫、劉關于起事的密談則是李鴻章不在場時進行的。

在孫中山來滬前后，李鴻章正陷于一種困難的境地。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后，各國都想維護和擴大自身的在華權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李鴻章有明顯的親俄色彩，故俄國對他表示支持，但英、美、日、德一度并不承認他全權議和大臣的地位。這時，任何一國都不可能扶植一個代理人而不招致其他國家反對，在慈禧、光緒西逃后，各國先后表明無意選擇一個新的皇帝取代清朝。以劉坤一、張之洞為代表的各省督撫向列強表示仍然效忠慈禧和光緒，不管李鴻章曾經有過什么想法，到此時他除了繼續為清皇朝服務以外難有其他選擇。9月16日，李鴻章離開上海北上，從此全心全意充當清朝的議和大臣，在艱難而屈辱的談判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歷程。李鴻章死后被清廷謚為“文忠”，不過，如果按照嚴格的綱常倫理，他在1900年的表現很難算得上愛新覺羅皇朝忠貞不貳的純臣。

孫中山在離開上海后加快了武裝起義的籌備工作，力圖實現“以江蘇、廣東、廣西等華南六省為根據地，建立共和政體，逐漸向華北擴充勢力，以推翻愛新覺羅氏，聯合中國十八省創立一個東洋大共和國”的理想，10月初，他發動了惠州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