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解除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后的第一天，北師大二附中高二10班的學生回到語文課堂上，開始討論馮友蘭的《人生的境界》。

語文老師兼班主任何杰在黑板上寫下這部名篇標題，轉身拋出一個問題：“整篇文章都在講哲學的任務，但為什么用‘人生的境界’做題目呢？”

何杰個子不高，步伐利索，已經(jīng)習慣在辦公室和教室之間疾走。因為霧霾，這位北京市語文特級教師剛剛經(jīng)歷了一場網(wǎng)絡上的“走紅”。

起因是一篇《霧霾停課期間寫給我學生的話》。當何杰敲下這封信的最后一個字時，并沒有想到它能在短時間內獲得10萬次以上的閱讀量。

這個45歲的“高齡”班主任眼角已經(jīng)開始下垂，過早地顯出一種慈眉善目的樣子。他沒有一種刻意保持的威嚴，也缺乏離經(jīng)叛道的氣質。他像一個最普通的高中語文老師那樣，溫和、健談，也許還有點啰嗦。盡管重視分數(shù)，但他自稱理想主義者，試圖在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間，為學生尋找一條出路。

“分數(shù)當然很重要，但我挺擔心他們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學業(yè)很棒，卻不愿意承擔社會責任。”在6個小時的談話里，何杰至少提到了8次“擔當”。

停課的前一晚，有學生說，“我今天比過年都高興。”“北京的學生們今天仿佛接到了牛×的錄取通知書。”還有毗鄰北京的學生抱怨：“明天霧霾紅色預警，北京學生放假3天，然而我們……呵呵。”

霧霾假期第一天，二附中校園外，戴著口罩的行人匆忙走著。中午，空氣污染指數(shù)顯示287，何杰坐在電腦前，按了文章的發(fā)送鍵，隨后卷起朋友圈的一場風。學生周雯依說，她各種霧霾的消息刷爆了，“我特別煩，發(fā)誓再也不要看這些東西了。”但當她忍不住打開何老師的這封信時，“眼淚嘩嘩地流”。

“這大概是你們第一次不歡呼的放假。因為你們突然發(fā)現(xiàn)，同快樂的假期相比，還有很多已退成背景而我們并不關注的美好。”何杰在公開信的開頭說。他保持著一貫的冷靜和平和，與學生探討 “我們的認知方式”，即面對霧霾和其他公共事件，學生們如何審視自己的思考視角。“只有自己的頭腦不成為他人信息與思想的容器，自己的嘴才能不是別人的傳聲筒”。

學生身上投射著何杰的影子，在朋友圈的一片戲謔與抱怨中，高二10班有一學生忽然冷靜地說，“可能要很多年以后，大眾才能意識到我們正在經(jīng)歷的是一場怎樣的災難，而非值得雀躍的假期。”這些話后來被何杰引用到自己的文章里。

緊接著，高二10班學生胡昕宇的朋友圈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不一樣的聲音。有人“瞬間激動了一下之后突然笑不出來了，我要干干凈凈沒有雜質的藍天碧水紫禁城，寧愿不要3天假期和自然醒的早晨”。

有人說，“其實停不停課對我也沒什么太大的所謂，就是生在這兒長在這兒，特別心疼北京的天兒，你一直藍著就好，真的。”配圖是一張男孩子們穿著校服在綠色的草坪上踢足球的照片，高樓擋住了一半藍色的天空。

何杰給他們一一點了“贊”，他說學生們的思考體現(xiàn)了他最喜歡引用的魯迅那句“無盡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周雯依引用了數(shù)學老師布置停課作業(yè)時的一句話，也是何杰文章的結尾，“空氣不好，在家自習。學好了治理霧霾。”后面又加了一句：學好了，治理社會、治理國家。平天下。

何杰既欣慰，又自豪，“這種思考比成天坐在那罵政府有用得多。”

“現(xiàn)在社會上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斗爭、腐敗問題、應試教育的弊端、老師的缺點，學生是逃避不掉的，關鍵是用什么程序和方式去溝通和改變。”在何杰看來，天上的霧霾可以等風來，社會上的霧霾卻常常積重難返，一不小心鉆進十六七歲的學生心頭，會造成難以清洗的污染。

他要做的，是正向的引導，并且教會學生獨立思考，應對那些看不到的“霧霾”。

恢復上課的第一天，霧霾正在逐漸散去，冬日的校園景色依然蕭條，窗外只有校工清掃落葉、塵土發(fā)出的沙沙聲。教室內卻溫暖且自在，30名文科實驗班的學生沒有絲毫拘謹，各抒己見，看上去更像人們印象中的美國課堂。

何杰講到馮友蘭說的第一種人生境界——自然境界，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樣順著本能做事。他開玩笑說：

“18歲才叫‘成人’，所以你們現(xiàn)在還不能算完全意義上的人。”

“那學校豈不成了動物園？” 馬上就有學生接了一句。

同學們哈哈大笑，進而開始討論動物性與社會性。青春痘已經(jīng)開始爬上他們的臉，書桌上擺著筆袋、文件夾，課本疊了厚厚一摞，但他們心中裝下的，可不止這些。

在課堂上，何杰講利己的功利境界和符合道德的道德境界。這個班級歷史上有將近一半的人會考入北大清華，他問同學們，家長是不是不太愿意學生將來學哲學，大部分回答是肯定的，也有一位父親是公務員的女孩站起來說，“我父母挺愿意我學哲學的，因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都學過哲學，所以哲學非常有用！”

笑聲過后，另一位同學說了句“茍富貴勿相忘”，“這就是一種功利境界！”何杰接著他說。

“你不可能擺脫應試教育的桎梏，只能在既定條件下改變，為了素質把成績丟掉是愚蠢的。”何杰向前探了探身子，他承認仍然要以多少個畢業(yè)生考上北大清華來衡量成績，也會提出一些硬性要求，例如學生在網(wǎng)上參與討論，跟帖和提問不得少于3次。

“教育承載著社會分流，高考意味著太多東西了，所以大家會在意，還是要按照教育規(guī)律去辦。”他穿著大紅色的沖鋒衣，成了單調冬日里的一抹暖色。過去的學生說他不太注重個人形象，腦袋上經(jīng)常有“呆毛”（動漫語言，指頭頂豎起的頭發(fā)）。

何杰事后解釋，當初之所以要寫那封公開信，是因為看到學生的感慨：“被寄予‘干預社會’厚望的我們，平時答過這么多主觀題，說一堆宏觀層面上頭頭是道的話，真正問自己有什么極具科學性又切實可行的政策或解決辦法，沒有。甚至作為一個普通人，除了關好窗戶打開凈化器，提醒媽媽要戴口罩以外，我沒法再做更多。無助，還是自己無用。”

這些困惑如同籠罩在學生心頭的霧霾，何杰不得不及時作出解答。他喜歡用書信的形式與學生交流。“你寫1000字，老師就回1000字。”一位學生說。每年，何杰能寫七八萬字的信。

如果時間倒回2003年，何杰還是個缺乏底氣的“不成熟”老師。那時，他追求“活潑可愛”的教學，追求形式上的漂亮，會聲情并茂地朗讀《神雕俠侶》楊過跳崖的段落，把同學讀得淚眼漣漣。

但他帶的班級成績不好。僅此一項，就足以否定一切。有家長說他“不搞教學，凈搞花活兒”。他在文章里說，從科學角度，去霾并不是非常難的事，但從社會角度看，去霾卻又無比艱難。

何杰從學生入學的第一天，就開始培養(yǎng)他們的公民意識。組建新班級的第一件事是創(chuàng)作班歌、班訓和口號，這些全都由學生一手操辦，民主投票選舉產生最終結果。高二10班的口號是“海天作界，我自成峰”，學生用毛筆寫在卷軸上，掛在教室最顯眼的位置，班歌則專門去外面的錄音棚錄了一下午。

“特別令外班羨慕的是，我們有很多社會實踐。”一位高二10班的學生說，每年的中秋節(jié)，何杰都會帶全班的同學到北海“劃船、賞月、賦詩”。

上一屆班級要設計一款文化衫，準備在運動會上當作列隊服裝，班里的設計師和其他同學對圖案產生了分歧。

何杰讓學生們自己開會決定，“這是一次民主訓練，訓練他們公共議事的能力，要有公共說理的意識，以及一旦形成決策就要遵循，要學會妥協(xié)。”班干部當時非常著急，眼看運動會就要開始了，班里仍然沒有達成統(tǒng)一意見。最終，全班只能穿著校服參加了開幕式，自然沒有拿到好成績。

大家都挺不高興，何杰對他們說，“這就是民主協(xié)商的案例，誰都不讓步，這事就辦不成。”

“中國的素質教育有個很大的阻力是家長的焦慮。”何杰說，一直到他的班級分數(shù)上來了，何杰有了特級的身份和“范兒”，家長才越來越“理解花活兒”了。

但有時，教育“霧霾”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為了鼓勵學生多參與校園的公共事務，他會告訴他們這是“刷履歷”的好時機；為了讓學生把眼光放長遠，他會問他們“想要賺大錢嗎？那就不要只盯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馬上要下課了。何杰說，馮友蘭指出人生的最后一個境界是天地境界。“中國的圣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中國的哲學也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何杰在文章里寫道，“如果不重提推己及人、不重釋克己復禮，實體霧霾不會消除，心靈霧霾會更嚴重。”

霧霾假期的最后一天，周雯依的朋友圈里，除了有人慶祝“天晴”，不再有任何關于霧霾的文字了。下周，月考和新一輪霧霾將一起到來，“我們沒法兒采取什么實際行動去改變它，最多只能做到出門戴口罩。”她頓了頓，“這說起來也挺悲涼的。”(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