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到家鄉已近午夜,父親站在路邊等我回家。新京報記者 蘭斯 攝
父親姓名:蘭木春 年齡:51歲
職業:某地農委一把手
很久以來,我對父親頗有微詞。因為我們家“不合身份”的寒酸。
作為當年的政壇明星,18歲從政的父親當過地方大員,也主政過地方經濟,面子上,是全家族光耀門楣的牌匾。 少為人知的是我們家的寒酸。雖然常被調侃為“官二代”,但“為官=發財”的鏈條在我父親身上失效了。三十年的職業生涯如今已至暮年,我們家依然擠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房子里。
每年春節,父親的公車是全家族的回鄉工具。去年,公車改革后,親戚們都是開私車返鄉,而我和父親擠上客車灰頭土臉地回去了。
父親手握的權力沒有帶來過財富,這是我和母親對他最大的怨言。但反腐大潮過后,父親的生存智慧卻贏得了最后的勝利:在清貧和暴富之間,父親帶著我們,選擇了最安詳的那條路。
同題問答
1 父親最常說的一句話:
船到橋頭自然直。
2 用一個詞總結父親的2015:
如釋重負。因為2015年比2014年過得好,2014年過得不容易。
3 2016年父親的愿望:
希望兒子早點兒找個對象結婚。
車到家鄉已近午夜。
父親打來電話,“小李去接你了,他開的是他的私家車”。
小李是父親的司機。在外漂泊十年,每年返鄉,我都會在火車站看見父親那輛黑色的公車。而父親總有合適的借口能派出車接我,出差、開會或者考察。
但從去年開始,父親中斷了慣例,“你自己坐客車回來吧,單位的車一律不讓用了”。
據說今年,精明的小李主動用私家車充當了公車,只要油錢報銷就行。
打開小李那輛本田轎車的門,小李笑著說,“今年你爸又要找你談談了”。
這幾年,父親一直讓我報考公務員,估計又是談這事兒。
偶像
父親曾是我的偶像。
我24歲時,是報社的菜鳥記者,在車禍和菜場里開始我的職業生涯。那年夏天,父親每次來北京看我,都對我的T恤褲衩頭疼不已,“參加工作了還穿成這樣,像什么話?”
父親24歲時,已是鄉鎮黨委副書記,按照今天的時髦術語,他是縣城政界的政治明星。我常想象那時的父親戴著茶色眼鏡,穿著布料縫出來的西服,規劃著一個鎮的未來。
“你爸有能耐,像你這么大時,他能帶著幾百個農民去修水利,沒人敢不服他”,奶奶見我就說。
上世紀80年代初,父親從高校畢業,被分配回家鄉的鎮政府。從科員開始,父親在鎮政府開始了仕途:宣傳干事、組織科長、副鎮長……
于是,我幼年的記憶和政府公車密不可分。最早是開著政府的大吉普車出去旅游。后面的車廂空蕩蕩,我趴在墨綠色的車窗上,辨認窗外路過的貨車。
后來是一輛白色桑塔納 。那是我年幼時最大的自豪,那時候,轎車是奢侈品。坐在副駕駛的父親搖下車窗召喚我,我跳著離開步行的隊伍鉆進轎車,驕傲著向小伙伴們揮手。
父親也是大家族的驕傲。每年春節回家,政府指派給他的公車,就變成了全家族的交通工具。車開進那個小村子時,就變成了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全村人側目而視,我趴在車后窗,看村里的頑童們跟著車屁股跑。
我跟著父親的公車一起長大,小學時坐桑塔納,初中時坐桑塔納2000,接著是帕薩特 和豐田……
寒酸
“你過時了”,只有去年除夕夜,我的頂撞沒有惹來不歡而散。父親突然啞了,坐在沙發上,很久沒有說話。
那個夜晚,他一直在玩“憤怒的小鳥”,而我從游戲聲音聽出來,他一直被堵在相同的關卡。
“有權比有錢重要,有錢比有名重要”,這是父母對我的教育。我曾深信不疑。
直到八項規定越來越嚴,父親再也不能用公車來接一大家子的親戚們。去年除夕一大早,父親給親戚們打去電話:“今年你們自己坐客車回老家過年吧。”
“我們自己開車回去。”
他們都早已買了私家車。最后,父親帶著我們全家坐著客車回到了鄉下。為官數十年,我們家居然漸漸成了親戚里的破落戶。
村里停滿了各式各樣的私家車。拎著黑色塑料袋從客車上擠下來時,我恍惚覺得有些羞恥。
我問父親,“咱們家不買輛車嗎?”
父親不說話。
父親已沒存款再買私家車。我家的房子至今還停滯在20世紀末的模樣里,鋪滿過時的藍花瓷磚,和翹皮的墻紙。
直到我讀大學,我們家才有了第一臺空調和電腦。離家讀書前,一個第一次到我家做客的叔叔一臉愕然,“書記家里這么寒酸”。
賬本
我家有個賬本,父親每退回一筆禮金,他都會在賬本上記下來,貼上退款的銀行單據。高峰時,每年都能記下兩三本。
2004年,我和父親一起算過全年的賬本。那一年里,我父親退回別人送的購物卡和現金就有接近30萬,還不包括無法換算成現金的土特產和玩具等。
當年的“政壇明星”,如今的外號是“常青樹”。“常青”,因為父親會算政治賬。
“如果我不把這些錢退回去,恐怕沒過多久我也會出事。”父親說。
28歲時,父親成了某實權部門的一把手,至今,歷任無數次換屆,也遇到過手下集體腐敗被紀委調查的危險時刻,但父親始終清白不倒。
可那,也是他人生的最高點。每年要提拔,父親的名字都名列榜首,熱鬧過后,父親注定名落孫山。“我是個民主招牌,沒有我,群眾會說不公正,這么好的人不提拔,但上面沒人,不可能提拔到你。”
二十年如一日,父親如履薄冰地當著常青樹。父親說,“官場生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不去當任何一根繩上的螞蚱,但也不至于一下就被弄死”。
明面上,父親依然風光,但我們的生活漸漸只有一個面子。春節回家,要盛裝奔赴各類應酬和飯局,父親同僚的家族產業越做越好,開禮品店專供政府,湊上房地產泡沫開發房產,弄幾個互聯網項目忽悠政府經費,只有我們家,靠著父母的工資獎金。
因為堅持不開竅的官場智慧,母親和父親陷入過無止境的爭吵。
我從沒責怪過父親。幾年前,父親決定每個月都從自己的工資里支出一部分,給一個勤勉一輩子的老臨時工發養老金。老人上門感謝,我單獨接待了他,他拍著大腿說,“孩子,你爸真是個大善人,可他怎么就升不上去呢?”
英雄
我始終不清楚,在公車所帶來的榮耀感和晉升無望的挫敗感之間,哪一個對父親的影響更多。他成了家族的牌匾,親戚家的紅白喜事都一定要有父親的出場,親戚子女的工作,都要父親出面來解決。
但除了這些,家庭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并且,隨著退休日期的臨近,財政日益成為父母心頭的頭號隱患。
幾個月前,我的幾個童年玩伴,同為家鄉的官僚子弟,組織了一次出國游。接過父輩的槍,他們都是各個機關單位的公務員。他們得意地建了個微信群,玩笑夸張而狂妄,“能進這個群的都是太子黨”。
我不屑于此,但我難忘在飯桌偶遇時,父親望向我的眼神,那分明是責怪我,我原本可以留在家鄉,和他們一樣,成為標準的官宦子弟。
這幾年來他堅持要我考公務員,變成北京某部委里的秘書“小王”,理由依然是個面子,“隔壁家在公安部上班的孩子,春節回來政府都要專門接待”。
去年除夕夜,是我和父親第一次達成一致。
原因很苦澀。去年是父親最后一次沖擊提拔的機會,有內部人士言之鑿鑿,上頭今年表態要提拔父親。有一個月,父親每天都給我電話,說說提拔之后的工作規劃。
年底,不出意外地,父親又一次失敗了。他頹唐地意識到,自己攀登事業巔峰的努力到此為止。他告訴我消息時,我說:“我不想像你,給別人當孫子,一輩子為別人活”。
沉默了一會,父親答了聲,嗯。
“回頭想想,我的人生也算圓滿。”父親說。
去年,一個和父親私交不錯的省級官員突然落馬,父親去探望了他病倒的母親。 回來后,他給我打了個電話,“我們良心上不虧欠什么,不發大財,但一家人日子過得舒心,如今反腐越來越深入,沒想到活到現在,大家終于平等了”。
午夜,父親又在路邊等我,我卻什么也不想說。在我內心里,哪怕他不再是偶像,也始終是我的英雄。
除夕夜快樂,愿父親快樂。
新京報記者 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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