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華裔女作家張翎和讀者一起度過了一個純文學的下午，此次相聚緣于其長篇小說《流年物語》、中短篇小說集《每個人站起來的方式，千姿百態》出版首發。在活動結束的時候，張翎很認真地鞠了一躬，她的誠懇和莊重，也由此透露了出來。

　　談新作

　　寫帶疼痛影子行走的人

《流年物語》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講述了大時代的流年中，兩個家族三代人之間的中國式家庭生活。該作更是關于貧窮和恐懼、假象和真相、欲望和道義、堅持和妥協、追求和幻滅的故事。

這部作品的創作，源自張翎故鄉女友的故事和多年前的一樁風聞，“我想寫一個被母親不情愿地拽進成人世界里的小女孩，和一個能以鋼鐵般意志管轄自己上半身卻永遠敗給了下半身的男人。”她總結說，《流年物語》更是關于貧窮的記憶，“我把貧窮想象成疼痛，貧窮早已消失，但疼痛永遠存在，我寫的是帶著疼痛影子行走的人。”

另一部作品《每個人站起來的方式，千姿百態》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張翎最新力作《死著》，以及其重要代表作《余震》《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雁過藻溪》。

《死著》講述了由一場車禍引起的茶葉公司、交通大隊、醫院等多方力量的博弈，在親情、愛情、社會責任、利益的糾葛下，在生與死的危急關頭，人性被層層剝開。張翎提及，她和朋友商量了半天書名，最后沒有想到和余華長篇小說《活著》是個蠻有意思的對應，就像是對他的致敬。

對于張翎來說，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她新近創作的《流年物語》和《死著》都有對固有想象力邊界的突破。尤其是《死著》，意味著久居海外的她首次嘗試寫中國當下生活，“希望我這個局外人的看法，有時也讓你們吃一驚。”

　　說寫作

　　關注點更多放在故事上

張翎坦言，她對當下中國并不十分了解，很多時候更像是個過客。朋友們安慰她說，她具有國際視野，但她知道，實情是她處境尷尬。

張翎久居加拿大多倫多，她說對那個地方很難有貼心貼肺的感覺。至于國內呢，她也與當下中國、與讀者、與出版市場有阻隔，“我無論回來多少次，都難混得臉熟。”

但另一方面，這種狀態也讓她獲得了寫作上的優勢。張翎談起她在巴黎盧浮宮觀看名畫《拿破侖一世加冕大典》，湊近了看，滿是斑斑駁駁的顏料，看不出有什么好。導游提醒她一定站遠了看。當她退后幾步的時候，才在內心發出了由衷的贊嘆。“這就像我的寫作，回望家鄉故土，盡管失去了局部感覺，但更有了整體感覺。”張翎說，因為有這樣的距離，她獲得了理性的審美空間。

作家莫言曾評價張翎的寫作“大有張愛玲之風”，現場讀者也問及她與張愛玲的不同，張翎謙虛地回答：“她的語言天賦比我不知高多少。”她爆料說，從來沒仔細錘煉過語言，老天爺知道她一點兒也不賣力，其關注點更多放在故事上，“我寫《流年物語》其實是用減法，大量刪掉形容詞和比喻，我要和它們打架、宣戰。”

事實上，張翎認為自己和張愛玲仰看世界的角度也不一樣，“我們都描述了漫長隧道的黑暗，但我們兩個人描述的方法不同。即使我們在描述同一條隧道，我隱隱約約覺得這條隧道有缺口。和張愛玲不同，我疼到一定程度，還會給自己止痛藥，因為我有時承受不了疼痛，想狠又狠不下來。”對談嘉賓、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也提到，讀張愛玲和張翎的作品，讀者都能感受到作品中人物對生命的陰冷態度，所不同的是，張翎會讓讀者看到人性中的脆弱，有更溫暖、更真情的一面。

　　聊改編

　　《死著》還將由馮小剛拍電影

在對談環節，作家笛安談及觀看電影《唐山大地震》的感受。她說，劇中母女相見的大團圓結尾，讓她覺得不舒服，“我有一種直覺，張翎老師的原著《余震》應該不是這樣寫的。”當然，《余震》果真也不是這樣結局的。

而張翎也回憶起，她曾經看過《唐山大地震》還沒剪輯好的片子，并針對電影大團圓的結局，對導演馮小剛表示過不解，“小剛看了我一眼說：姐姐，你非得不讓她們團聚嗎？十三億人不干的。”時過境遷，對這部曾經熱映的電影，張翎如今袒露了真實的內心，“善良的我說，她們見了。真實的我說，她們沒見。”

關于《唐山大地震》電影和小說，張翎做了一番充滿藝術情調的對比，“兩者盡管核心的東西一樣，但又是那么不同。小說色調是時青時藍的調子，電影是偏紅偏暖的，相互之間沒法比較，就像無法比較橘子和蘋果一樣。”

張翎的小說《死著》又被馮小剛相中了，他將把這部作品改編成電影。張翎相信他是能給人帶來驚喜的人，并強調說：“我寫完小說最后一個字，就已經完全切割了。這是我養大的女兒嫁了，接下來就是婆家的事。她大了，要自己獨立成長，就由不得我了。”她告訴大家，寫小說是她唯一有自信做下去的事情，“我不懂電影，要交給懂的人去做。”

記者 路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