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的40年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比如1980年到2010年這30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每年增長1.8%,勞動力供給是豐富的,是便宜的,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新增勞動力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比存量勞動力高,因此人力資本得到改善。從資本角度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多,人口撫養比低,這樣的人口結構有利于儲蓄,因此我們改革開放時期具有比較高的居民儲蓄率。

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也會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因此在這個時期儲蓄率高,資本積累率高,回報率也高,很自然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貢獻因素。

再看生產率,或經濟學家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來源于資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產業轉向生產率更高的產業,這種資源重新配置構成了全要素生產率在過去這幾十年來重要的組成部分。

所有這些因素都和特定的人口結構相關,所以我們把它叫作人口紅利。有了這些因素,把它放在總體生產函數中,就得出了比較高的潛在增長率。我們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10%,中國也的確實現了大約10%的實際增長速度,這是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當然了,人口紅利印度有,非洲也有,中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人口結構變化也傾向于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是只有在改革開放時期才實現了高速增長。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還需要充分條件,就是改革開放。

以勞動力流動為例看改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一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對農業生產增長的貢獻為46%。同時生產率提高以后,農戶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從生產率低的部門退出來。這是資源重新配置的第一個步驟。勞動力從農業退出以后還要有相應的改革,他們才能流動起來,從農業流向非農產業,從農村流向小城鎮,再流向各級城市,從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區。

第二步,就是勞動力在產業間、城鄉之間的流動,也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允許農民長途販運農產品、自帶口糧到鄰近城鎮就業、票證制度的改革,以及用工制度的改革等。

第三步,流動以后要真正進入生產率更高的部門,進到非農產業,進到鄉鎮產業,進到非公有制經濟,進到沿海地區,直至進入國有企業就業,這個過程也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因此,這個過程既是改革,同時又概括了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以及如何把人口紅利轉化成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這個過程是我們改革成功的體現,同時也必然是一個增長和分享的過程,因為其核心是重新配置勞動力,使就業更加充分。

到2010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達到了峰值,之后是負增長,人口撫養比也達到了低谷,之后是迅速提高,這些因素相應都改變了過去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變量。比如,勞動力開始短缺了,工資提高了,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在加快喪失。新增勞動力越來越少,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勞動力開始短缺,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出現了。農民工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也縮小了。因此,利用這些新的變量進行測算,發現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下了一個臺階。

特別是2012年之后,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下降,實際增長率也在下降。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很難再回到過去高速增長的時期,因為中國不再具有人口紅利,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從依賴人口紅利轉向依靠改革紅利。

　(作者為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