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姜色》：西藏電影不只有風光，還有人

導演松太加的新作《阿拉姜色》剛剛上映，評價很好，排片很少。普通觀眾

或許還是覺得這個藏族故事離自己的生活太遠。但這一次，導演有意識地

想摘掉那些西藏的標簽，讓人們知道，西藏電影不只有風光，還有人

本刊記者/李行

成都的一個茶樓上，經朋友介紹，藏人容中爾甲認識了松太加。席間，他講了一個關于藏人朝圣的故事。

上世紀80年代，一位老人在磕長頭去拉薩朝圣的路上，為了輕裝上陣，他花幾十塊錢買來一頭小驢負責背負行囊。經歷過三個春夏，打工住院，他與在路途中長大的驢終于到達了拉薩。

朝圣結束，驢就成了問題。他不可能再牽著驢步行三年回到家鄉，公共汽車又不允許驢上車，租一輛車把驢運回去也不現實，他沒錢。

最后，老人把驢寄養在拉薩的一戶人家，想著有機會再接驢回家。沒承想，一別即永別。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老人是容中爾甲的小學老師，他想通過考試從民辦教師轉成公辦教師，一直未中。他不會干農活，也沒結婚，就一直很痛苦。從小聽老人講這塊心病，容中爾甲被老師的故事牽掛幾十年。

他也給身邊朋友多次講起這個故事。何不拍成一部電影？很多人如此建議。于是，他找來導演萬瑪才旦商議，也找到扎西達娃據此寫了第一稿劇本。

松太加對這個故事很感興趣，也看了第一稿劇本，但他對于朝圣的主題并不感興趣。閉關一個月，他寫出了另一版劇本。

一日夢中驚醒，俄瑪在重病之際，瞞著現任丈夫執意踏上前往拉薩的漫長之旅。途中，病危的俄瑪對現任丈夫道出深擾她多年的秘密：她曾答應去世的前夫，要帶著他的骨灰去拉薩朝圣。

面對妻子的同床異夢，現任丈夫還是選擇帶上并不和諧的繼子、半路遇到的小驢共同完成了朝圣之旅，并在旅程中與繼子逐漸消除隔閡，達成和解。

至此，劇本保留了朝圣的公路類型，內核卻變成了探討人類情感與家庭關系。

在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姜文領銜的評委會為《阿拉姜色》頒發了最佳編劇和評委會兩項大獎，成為電影節上的最大贏家。

“該電影坦誠而深刻，勇敢不妥協，描述了人際關系的復雜，也刻畫了在面臨生命終極問題時刻的希望和救贖。每一次旅行就是為了尋找自己，道路本身比目的地更加重要。如果人類犧牲了他的欲望、他的自我，那么他就可以維持上升的旅程。我們想把這個獎項頒給邀請我們參加人類精神旅程的人。”頒獎詞如此寫道。

電影中，觀眾可以看到西藏電影中最具標志性的磕長頭、神秘儀式、美麗風光，但它絕不是另一部《岡仁波齊》。松太加不喜歡“販賣”標簽式的西藏元素，他只關注不同環境下人類的共同情感。從此前導演的作品《太陽總在左邊》《河》到如今的《阿拉姜色》，莫不如此。

“凡是人都生活在這個世俗的地方，哪能離得開家庭感情、油鹽醬醋、吃喝拉撒。既然離不開，就會遇到電影里面所遇到的這些生死離別，愛恨情仇。以往很多關于西藏的影片都著重把西藏標簽化，人展現得特別少，我卻覺得人特別重要。”松太加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朝圣本身并不是

　　我想在這部電影里表達的”

《阿拉姜色》開機的第一天晚上，松太加幾乎一夜無眠。他知道，演員的表演是這部戲的核心，一旦表演漏氣，這戲就完了。

拍完第一天戲，他擔心的表演環節就出現了問題，這場戲的內容是：現任丈夫與妻子從醫院檢查完，騎摩托車回家。

現任丈夫由素人容中爾甲出演，妻子由專業演員尼瑪頌宋出演。因為臺詞是他并不熟悉的嘉絨方言的一種，他只能靠標注拼音的方式死記硬背，常常是顧得了臺詞忘記表情，有了表情又拿捏不好節奏。景別是男女主角的特寫，又是有臺詞、表情交流的長鏡頭，前景的容中爾甲顯得有些手忙腳亂。

一整天拍攝下來，劇組都有些精疲力盡。晚上，松太加給容中爾甲回放鏡頭，指出他的表演痕跡過重，還沒有進入到人物的內心。

這讓容中爾甲想起1994年他進錄音棚錄自己第一張專輯的場景。“錄完以后，我到外面聽我剛才唱的歌曲，覺得自己的聲音很陌生。這跟我第一次演戲的感覺是一樣的。”他說。

容中爾甲回到房間，回想導演給他講述的男主角的生活環境，情感狀態。聯想到自己的妻子，也會為生活中點點滴滴、油鹽醬醋的事情相互臉紅，吵架。第二天重拍，容中爾甲像是換了一個人，已然成為松太加寫劇本時想象中的男一號。

起初，松太加也沒想到讓容中爾甲來出演角色。容中爾甲也推薦了一些藏族演員，導演都不滿意。在導演的想象中，現任丈夫是一個亦正亦邪的人物。跟容中爾甲接觸多了，導演就開始有意識以他的氣質來創作人物。

在藏區，學過表演的人很少，所以在選擇素人演員時，導演的直覺就很重要。影片中繼子的扮演者也是主角之一，松太加在家鄉當地小學的幾千個人里走訪、篩選。起初毫無進展，后來他在一間教室的角落里，看到了賽卻加眼神里的冷峻，“感覺非常合適，那是直覺，也是緣分。”

后來，他成了影片中的兒子，本色、到位的“演技”給容中爾甲和女主角很大的壓力。重復最多的一場戲，拍了17次，電影里演醫生的人是容中爾甲現實中的表哥，導演臨時找了一個眼鏡給他，要求他跟容中爾甲演對手戲的時候眼神要從眼鏡的上面瞥出來。因為太熟悉，容中爾甲總是笑場。無奈之下，導演讓他休息，調整情緒后才終于拍完。

因為是公路片，也為了照顧演員情緒的連貫性，電影選擇完全按照時間順序來拍攝，從四川阿壩到青海、西藏，一路上海拔不斷升高，劇組部分成員有些高原反應。最麻煩的是因為電影中有季節變換，有一個月時間，劇組臨時解散，等到落葉、冬雪時才又聚集。

電影本來的結尾是“父子”二人到達了拉薩完成了朝圣，但影院看到的結尾卻停留在距離拉薩的三公里處：父親給兒子換上新衣服，修剪頭發，等待一個吉祥日子再進拉薩。

“因為朝圣本身并不是我想在這部電影里表達的目的，只是想通過朝圣這件事兒，把人的復雜性表達出來就夠了。而恰恰在距拉薩三公里的地方，我想講的東西已經講完了。所以就選擇在那個地方結束，現在看起來也是挺好的一個結尾。”松太加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自然、克制的表達才是對的”

電影殺青那晚，容中爾甲喝多了。

容中爾甲的兒子比戲里的兒子小兩個月。拍戲時，因為對劇中“兒子”的愧疚，他不止一次地產生過帶戲里的“兒子”到他們家生活的念頭。

他想到自己經常出差在外，好不容易回趟家，又是各種朋友聚會和應酬。很晚回到家里時，兒子往往早已入睡，待第二天起床時，兒子又已經去到學校。躺在酒店的床上，“一種從未有過的孤獨之感，油然而生。也真不知道兒子需要爸爸的陪伴長大，還是爸爸我需要兒子的陪伴老去。也分不清可憐的是兒子還是我。”容中爾甲對導演松太加說。

家庭、父子的情感，松太加有獨特經歷，當然寫得動情。他的童年很陽光，但始終對“死亡”這個話題很有興趣，他以前畫畫時也都在談論死亡。

在松太加的兒子出生那年，他父親去世。按照藏族人對死亡的理解，理應釋然，他當時才二十多歲，修行不夠，面對死亡還是有些恐懼。

他背著相機，失蹤了一個月，去很多天葬臺拍照，有時候晚上就睡在天葬臺旁邊，好像是在找生命的寄托。“不知道為什么就想去。”

有一天，他去了有很多天葬臺的色達，太陽快要落山，他沿著天葬臺走，迎頭看見一個老太太蹲在角落的石頭上面，手里拄著拐杖。他舉起相機準備拍照之時，老太太笑起來，用藏語對他說“不要拍了，老太太現在已經不好看了，年輕的時候還可以，現在老成這個樣子，馬上要去那兒了，你看。”她指著上面的天葬臺，又說了一句，“我馬上去報到了，小伙子。”

松太加的眼淚奪眶而出，后來他把這個場景用在第一部電影《太陽總在左邊》里，那部電影講述的是一個年輕人意外碾死了自己的母親，到拉薩朝圣后并沒有釋懷，直到看見天葬臺的老太太才放下過往。

父親曾經給他講的一個故事，他也講給劇組的成員聽：佛祖在世講經的時候，有一個女人的孩子去世了，她很痛苦，見到佛祖之后就說你必須想一個辦法把我的孩子救活，佛祖說沒問題。他讓這個女人去找一種草，這種草必須長在沒有家人過世的家庭里面，這個女人開始挨家挨戶敲門去找，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她慢慢悟到了，這種草是不存在的。

藏族人信奉生命皆平等。小時候，松太加把青蛙裝在帽子里帶回家，被媽媽揍了一頓。“她以為我要虐待動物、會殺掉它。最后她讓我帶著帽子，和我一起把青蛙放生了。”還有一次，他和幾個伙伴比賽踢螞蟻窩，看誰踢得遠，又被媽媽教訓，“如果咱們家的房子被掀翻了，你是什么感受？植物也是，比如草也不能輕易拔，被媽媽看到，她會揪著我的頭發問我疼不疼。”

拍《太陽總在左邊》時，他跳入了自己設定的束縛里：一場一個鏡頭，鏡頭形式感很強，這可能與他之前做過攝影和美術有關。到了《阿拉姜色》時，他就自由很多，給攝影師更多的發揮空間。

隨著觀念的成熟，他認為在形式上做文章是特別幼稚的事情。“我并不覺得這是一種非常新鮮的東西，好像是內部情感的力量不夠而要通過外化的東西來呈現，其實自然、克制的表達才是對的。”

順其自然，無論是對待生命，還是死亡。他引用了藏族里“中觀”的概念：不偏不離，就在中間，沒有被情緒控制，保持一個離心的思維，但又沒有被離心完全地吞噬掉，帶到溝里邊。“到處都是溝，隱約能搞清楚，隱約又不能清楚那種感覺，就是有種半醉半醒的狀態，但是同時又有個感性的東西。這就是我在創作《阿拉姜色》時的狀態。”

　“他們不了解這片土地的人民”

《阿拉姜色》路演時，有觀眾提問，為什么在藏族這種治愈內心的文化中，我們在你的電影中看到的卻都是人的困境。

對此，松太加的回答是：不管是哪個民族，他們首先是一個有真情實感的人，其次才是文化的影響。人不應該被民族文化標簽化。

他在很多人拍的西藏電影中看到了有些陌生的家鄉，這些電影渲染得特別神秘化、符號化：寺院、磕頭、朝圣、雪山、藍天、湖、草原、牛羊。甚至電影里面明明應該是生活服裝，穿的卻是跳舞的服裝，“感覺是用舞臺服裝來拍藏族的生活，吃肉非用大刀切一大塊肉，喝酒就用海碗，就為了表現它的粗獷、豪放。他們不了解這片土地的人民。”

所以，不止一次，他的電影里，都觸及人類共同的情感困境，而不只是局限于某個民族。

松太加跟很多拉薩當代藝術家交流，他們去了很多國外的巡展，但大部分是為他們單設的平臺。“就像拳擊手，你說國際賽，給西藏另外搭了一個舞臺，作為當代藝術來說，所謂的西藏參加國際擂臺賽，在那兒另外設置一個。我說我永遠不會參加這種活動，因為這意味著這個平臺沒有把你當成一個拳擊手，這是對拳擊手最大的侮辱。”松太加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松太加出生于青海同德縣，從攝影師身份開始與萬瑪才旦合作《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起，他們兩人的電影經常在國內外獲獎。

這引發了藏族年輕人從事影視行業的熱情。前年，回老家時，他從縣里得知已經有近百位年輕人報考影視專業。

從前年開始，他發起面向藏族題材的“穹角獎”劇本創作大賽，請來了萬瑪才旦、德本加、龍仁青等藏族名人擔任評委。今年剛剛舉辦的劇本大賽有近百份藏族題材的劇本計劃報名，從中評選出的劇本有些已經進入籌備階段。為了方便學生學習動畫電影，他還派學生到日本學習，并從日本引進動畫人才到同德縣的創作基地。

松太加經常跟朋友討論《阿拉姜色》為什么執意用當地方言來演？就是為了尊重當地人的表達習慣，盡管只有幾十萬人使用這種語言。“作為第一代藏族電影人，我和萬瑪才旦覺得有責任為年輕人盡一份力。讓我們民族的年輕人來拍我們自己民族的故事，因為我們不只有自然風景，還有人的風景。”松太加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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