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成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選定的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令世人矚目。鄧小平同志1986年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時說過：“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共同富裕中的“富裕”，表明了較高的發展水平和城鄉居民生活條件，“共同”體現了時間的協調性和空間分布的均衡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目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選定浙江作為試點，正是為了探索這一主要矛盾的解決之道。

十多年前，我剛剛入行不久，受報社指派，參加這一年的浙江省“兩會”報道。時任省長呂祖善同志在省人民大會堂作報告，談到農業農村工作的時候，我清楚地聽到一句“我省連續保持了20年農村人均收入在全國省、區中排名第一！”話音未落，全場響起一片掌聲，身處現場的我，一眼就可以看到代表委員發自內心的喜悅。

這句話，這幅場景，當時就讓我這個萌新小記者印象深刻，成為多年職業生涯中難以忘懷的一幕。時隔多年的今天，浙江的城、鄉居民收入已經分別連續保持了20年和36年的全國第一（除直轄市外）。以浙江的基礎條件而言，實屬不易。代表委員們的掌聲，是發自內心的驕傲。

地處東南沿海的浙江，從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來講，乏善可陳，基本沒有什么可以打的牌。浙江陸域10.18萬平方公里，其中山區面積占70.4％，平原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 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說。加上人口分布稠密，人均耕地面積僅有半畝，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除杭嘉湖平原外，談不上有多少肥沃的土地。

不利的初始條件，迫使浙江奮發圖強，成為民營經濟發展最早、發展最好的一片熱土。改革開放春風吹來，以魯冠球、宗慶后、馮根生為代表的一批民營企業家應運而生，他們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嘗遍千辛萬苦，使浙江從資源小省變為市場大省。2020年，浙江民營經濟貢獻了全省66.3%的GDP，74%的稅收收入，82%的外貿出口和88%的就業崗位，保證了浙江經濟的蓬勃發展。

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浙江干部的悉心呵護。一開始，民營經濟處于灰色地帶，然而，浙江的干部敢為天下先，率先承認了民營經濟的地位，守護了來自民間的首創精神。干部們頂著壓力給溫州“八大王”平反，為北京的“浙江村”據理力爭，開出了全國第一張個體工商營業執照，開辦了全國第一個小商品市場，批準了全國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當時，一位農村婦女因擺攤問題，指著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的鼻子罵，卻被請進“縣太爺”辦公室，成為座上賓，問計于她。這一幕，生動說明了浙江干部在浙江經濟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建設共同富裕，要以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問題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相對欠發達地區傾斜，向困難群眾傾斜。在我做記者的時候，經常收到農村學生考上大學以后不愿意把戶口遷到城市的新聞報料。那時候還是新聞，現在則已經是常態。農村戶口，比城市戶口吃香。據統計，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為1.96，遠低于全國的2.56。

不僅要物質富裕，還要精神富有。浙江提供了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結合的樣本。倉廩實而知禮節，從盆景到風景，高架橋上讓行救護車、斑馬線上車讓人，文明禮儀在浙江蔚然成風，形成了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精神基礎。

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了堅實的基礎、美好的愿景，并不必然意味著“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浙江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繼承并發揚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敢闖敢試，先行先試，為兄弟省份蹚出一條路來。這才是“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系浙大城市學院傳媒與人文學院新聞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