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發明以前,語言與圖畫是為人與人之間溝通與傳遞訊息的主要途徑。隨著文字的出現、使用,圖與文的結合,不但完備訊息傳遞體系,更豐富典籍的藝術性格,所謂“文不足以圖補之,圖不足以文敘之”。澎湃新聞獲悉,臺北故宮博物院新呈現的展覽“彩繪圖籍”,指的便是既書有文字,同時也配有彩色圖畫的古代典籍,遴選部分館藏彩繪圖籍,按內容分為“占之術”“彩繪大地”“法相殊勝”“清帝詩文”四個單元加以介紹,與觀眾分享“知”與“美”結合的趣味。
與今日的繪本、圖文書相同,圖畫也應用在各類古籍之中,其中又以輔助說明文字的占比最高,舉凡農業、軍事、宗教、醫藥、地理、占卜、占候、琴棋書畫、金石考古各類書籍都可見到彩繪圖畫的蹤跡,然而或許因為顏料昂貴,以及寫、繪分工,耗時費力等種種原因,相較于雕版印刷產出的版畫圖籍,彩繪圖籍可說少之又少,而流傳至今日者更屬鳳毛麟角。
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古代彩繪圖籍主要來自明、清宮廷寫繪或地方進呈,產制時代大約集中在15至19世紀之間。就數量來說,以地理圖冊與占卜、占候類書籍最多,但佛教寫經則相對精妙。此外,乾隆、嘉慶兩父子詩文集里的肖像畫也別具風格,很可能借用了部分來自西方的肖像畫與書籍裝飾的概念與彩繪技法。
占之術——易占、占卜、占候圖籍
“占”,預測未知事物的總稱,自古以來,人們為預知吉兇,因而發展出各種手段,比如用龜殼灼燒后產生的裂紋形狀來判斷;利用蓍草,根據《周易》64卦推演預測;藉著觀測天文星象的變化,占驗未來等。因應卜筮需求,“占”術書籍,隨著時代的推演,也漸漸多了起來,從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所列圖書六部之一─〈術數略〉下,出現“天文”、“蓍龜”、“雜占”等來看,東漢時期的占術書籍顯然已經相當多樣。
就傳統古典圖書四部分類法——經、史、子、集來說,卜筮書籍,一般被歸入子部——術數類之下,本單元展示的《御制新集斷易精粹》、《太乙集成》、《大統通占》,即分屬于易占、占卜、占候之屬,三者都來自明代宮廷寫繪,文字采用當時最流行的館閣體,圖則濃艷重彩,呈現典型明代宮廷風格。
《御制新集斷易精粹》 明憲宗敕編明成化間(1465-1487)內府彩繪寫本
本書現存五十五冊(總六十四冊),是十五世紀明內府寫繪彩圖本,由明憲宗(1447-1487)主導,成化十八年(1482)左右集合《斷易神鑑》、《歌斷易影》(二書皆佚),用于卜卦的占卜書籍。全書應包含易經六十四卦,一冊一卦,卦名題在封面,除繪解卦象,以及卦詩之外,全書最引人矚目者在依詩文內容描繪的附圖,一般左詩右圖,圖繪細膩精致,濃艷重彩,各圖水平不一,可能是多人的共同創作。
《太乙集成》 無著撰人 明鈔彩繪本
“太乙”或稱“太一”,指天地之間,唯一最高的至極天神。“太乙神數”,是古代用來推算國家命運或政治情況的術數之學;“太乙集成”,便是彙集天神所統、所知的有關人世的風雨、水旱及兵革等事。本書是為明內府鈔本,內文墨書端楷,有朱框,無欄格,所附彩圖色彩濃烈鮮艷,大致以石青、石綠、赭、明黃、桃紅等色系,勾勒出天神駕彪持劍,仗青氣下凡庇佑軍士的神氣模樣。
大統通占 明劉哲撰明鈔彩繪本
以觀測天文星象的變化,用作占驗帝王行事、國家命運,甚至旱澇災異的依據,向來是中國古代星象天文學的目的之一,是以自古以來,出現不少解釋星象的占驗書籍。院藏此書可能是明永樂四年到二十三年間(1406-1425)欽天監編纂,雖已經缺卷不少,但仍可知應是作者以“星”及“星象”為綱,羅列明代以前關于此“象”變化的諸多預測。內文墨書端楷,附彩繪星象插圖,尤突顯示古人敏銳的觀察能力。
彩繪大地——古代地理圖籍
古代地理圖籍,按傳統圖書四部分類,歸入史部地理類,本單元選展的《江南省各道府圖表》,《重修臺郡各建筑圖說》,以及浙江、廣東地輿圖說屬于都會郡縣,陜西、寧夏、甘肅鎮三邊鎮圖,屬于邊防之屬,而主述河工水利的《治河事宜》、《黃河圖說》則列入山水。就形式來說,地理圖籍皆含括“圖”與“說”,一般圖在前,說在后,有些一圖一說,有些一圖數說。
若僅述及圖繪,明繪《江南各道府圖表》,以及陜西等三種邊防圖籍,大皆使用石青、石綠,間用少許水色,故色彩明艷,明顯屬于大清綠風格,而浙江、廣東等清康熙間繪寫的地方府縣圖冊,除載體跨及絲絹外,植物性色彩的使用也越來越多,到了乾隆時期的《重修臺郡各建筑圖說》,雖然還保有明亮色彩,但醇厚程度與明代彩繪已經有所區別,故約略可看出彩繪山水地圖圖籍,從大青綠轉成小青綠,甚至淺絳山水的畫風變化。
江南各道府圖表 (鎮江府圖及表一)明初彩繪本
本圖冊內含“圖”與“表”,圖存應天府、鎮江府、太平府、池州府、徽州府,以及廣德州,重色紙本彩繪;表與圖相對應,直欄墨書,四周雙邊,版心黑口,對向雙魚尾,除廣德州僅存半葉,池州府存一葉,不全之外,其余二至三葉。按圖、表內容及風格推測,應表現明洪武六年(1373)到九年(1376)之間的南京直轄區域,除本文列出的五府一直隸州外,應可能還包括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廬州、寧國諸府,但皆佚失。
甘肅鎮戰守圖略 明嘉靖間彩繪本
本圖冊屬于故宮典藏明代陜西三鎮(固原、寧夏、甘肅),三種彩繪邊防圖冊之一,前半敘甘肅鎮轄地,從最東的紅城子堡,到最西的肅州衛止,一圖一說,總十三處,圖以城堡及附近軍事設施為重,兼敘山川、人文形勢,圖說則述及相應城堡一帶地形特點、兵員布置,兼及敵人來襲路線及相應防守策略。后半含“西域土地人物圖”與“西域土地人物略”,也是重色彩繪,圖前說后。按圖冊內容推測,繪制及表現年代可能皆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重修臺郡各建筑圖說 (重修洲南鹽場圖及圖說) 清乾隆朝紙本冊葉彩繪
臺郡六處鹽場中,洲南場產鹽獨多,其地在郡城鎮北門外十余里。舊設課館,周列鹽倉,外置鹽埕,惟課館年久傾塌,鹽倉亦多有倒壞。蔣元樞到任后,認為產鹽供課之區,不宜任其倒壞,不但重建課館及左右廂房,并建哨兵駐所及添蓋鹽倉。圖右繪有“福井”,由于洲南場位于濱海斥鹵之區,莊民向皆至郡汲水,甚苦不便。蔣元樞于修建課館時,發現一處泉水可供使用,遂鑿井并覆以亭,取井卦爻辭之義,名為福井。藉此圖,可一窺昔日鹽場情形。
重修臺郡各建筑圖說 (重建臺郡天后宮圖及圖說)清乾隆朝紙本冊葉彩繪
媽祖信仰香火鼎盛,“往來海道之士宦商民,無不仰載神庥。”蔣元樞在“一切有關政典鉅工既已次第興舉”后,也注意到由寧靖王故宅改建的西定坊天后宮,雖“規模制度,頗稱宏敞”,但“歲久缺修,將就傾圮”。乾隆四十三年,蔣元樞邀仕紳進行重修。天后宮舊時廟制,圖說云:“前為頭門,門外有臺以為演獻之所;門內兩廊咸具。中為大殿,供奉神像。其后正屋二進,雜祀諸神。廟之右畔,有屋三進為官廳;周以墻垣。”由本圖可見其規模。
法相殊勝——佛教經典圖籍
“佛教經典圖籍”,顧名思義,指的就是附有插圖繪畫的佛教經典,按圖書四部分類,屬于子部釋家類。
臺北故宮院藏附有插圖的寫經數量不少,但多數使用“描金”技法,勾勒出人物的形貌衣裝,展出《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以丹青彩繪鋪陳諸佛法界,是兩部極具濃厚西藏氣息的密教經典,而內容融合儒釋道教義與西藏密教的《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除在卷首、卷尾附上“扉畫”之外,更在每段經文之后,彩繪插圖一幅,數量之多,可說將佛經附圖發揮到了極致。此外,《大方廣佛華嚴經》扉畫雖然以金線勾描為主,但純實黑亮的羊腦箋,配上金汁書寫的經文,其制作考究,堪稱明代內府宮廷寫經的典型作品。
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 明 莎南屹啰譯 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泥金寫繪本
編者莎南屹啰采集薩迦派先輩祖師有關修習喜金剛密法的教說,纂輯翻譯成此書。全書分上、下卷,為修持喜金剛密法的儀軌法本。內文除少數字以朱書書寫外,其余為金書。卷首冠有彩繪“吉祥喜金剛壇城”扉畫,喜金剛位于正中,身青色,八面十六臂四足。左右分繪八吉祥圖案,最外圍繪像十六尊。扉畫后繪有御制經牌贊一座,彩繪三龍戲珠。卷末繪“大黑天”一尊,頭戴五骷髏冠,以雙蛇為瓔珞,腰系虎皮裙,雙臂交叉胸前,繪制亦極為緊致。
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 元 癹思巴述(1235-1280)、莎南屹囉譯(?-1357)明正統四年泥金寫本
本經是一部薩迦派修習尊勝佛母的法本。卷首繪有“如來頂髻尊勝佛母壇城”扉畫,尊勝佛母居正中央,有三面,分別為白、黃、青色。其身白色,上身赤裸,下著寬松裙裳,胸前、手腕、腳踝以瓔珞為裝飾,旁有二尊菩薩脇侍。畫幅上下各有一排方龕,分繪五方佛及四大明王。全幅空白處,綴卷草紋與散花。構圖細致,用色豐富,偏重線描。扉畫后繪有御制經牌贊一座。卷末配有護經天神“大黑天”,居畫面正中,有別于漢傳護經天神“韋馱天”。
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 明宣德三年沈度寫商喜彩繪本
全經分為上、中、下卷三冊。每冊卷首、卷末朱書經名卷次,正文為墨書楷體,內文梵字另以朱、青、白、金、綠五色書于彩底金邊圓輪內。經書內容結合儒、釋、道三教思想,亦具藏傳佛教色彩。本書將所述義理分別配上插圖予以詮釋,書中附圖有一百零六幅,為院藏佛經插圖最多者。經文段落空白處,飾以泥金彩繪小型吉祥裝飾,像是如意、珊瑚、犀牙、法螺、法卷、寶卷、玉磬等,是一部非常獨特的宗教典籍。
大方廣佛華嚴經 唐 實叉難陀譯(652-710)明弘治十六年泥金寫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為大乘佛教重要經典之一。本經共八十卷,分七處九會三十九品,另附〈普賢行愿品〉一卷 。卷首扉畫為如來說法圖,其線描精致,在羊腦箋上以泥金勾勒各尊容貌神態,達到畫紙融為一體的境界。并將面容及未被服飾遮蔽的身體、手足,著上同樣顏色,嘴唇略綴以紅色,頭發綴以藍色,白色用于眼睛、寶珠等極細微處。扉畫后繪有御制碑牌,卷末則繪有韋馱天。大方廣是所傳教之法,以法成人;佛華嚴是能傳法之人,以人傳法。
清帝詩文——乾隆、嘉慶詩文圖籍
古代帝王詩、文創作,歷來即因作者之特殊身份而廣受注意。臺北故宮博物院以典藏清代宮廷典籍見稱,藏有除德宗之外,其余八位清帝的大量詩、文集,其中,附有皇帝御容彩繪插圖者,則僅見乾隆、嘉慶父子二人。
乾隆御制詩及御制文扉頁里的圓光小像共七幀,面容大致從年青到老,繪畫風格略有不同,御制詩初集、二集、三集的五官立體感較強,其他四幅(御制文初集、二集,御制詩四集、五集)偏向以線條勾勒輪廓的傳統技法;嘉慶御制詩(初集、二集)、御制文(初集、二集),以及《味余書屋全集定本》亦總附圓光小像五幀,面容也略可看出年齡的變化。
據研究,此類書前附御容小像的作法,極可能受西方肖像細密畫的傳統所影響,應用范圍不僅僅使用在御制詩文卷首,就古典圖書四部分類法言,御制詩、文皆列入集部別集類書籍之中。
乾隆御制詩
嘉慶御制詩
乾隆御制詩乾隆皇帝自稱,年少時即喜做詩,并表示,“一切民瘼國事之大者,往往見之于詩。”即位后,陸續同意臣子所請,每隔一紀(12年)將詩作編次為一集。《初集》得詩4166首;《二集》得詩8484首;《三集》得詩11519首;《四集》得詩9902首;《五集》得詩7729首,在位合計共作41800首詩,數量甚是驚人,然此數尚不包含其于潛邸時所著,以及后來嘉慶皇帝“敬承先志”所編之《馀集》。本次展出的《御制詩》扉頁彩繪有乾隆皇帝的圓光小像,藉此可一睹其面容。
乾隆御制文
嘉慶御制文
嘉慶十年,大學士慶桂等奏請將即位后所著之各體文排次刊刻,嘉慶皇帝雖謙虛地表示,自己素不能文。自受璽以來,親臨庶政,日不暇給,實無遑游情翰墨,在十年中僅撰文六十余篇。然思所撰之文,皆以蒞政勤民為旨,故仍同意所請,編為《御制文初集》。嘉慶二十年,大學士董誥等續奏請編刻《御制文二集》,以廣文教,以惠士林,獲允出版,內有文百余篇。本次展出的御制文《初集》、《二集》皆為烏絲欄寫本,扉頁繪有嘉慶皇帝圓光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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